浅论中国人民三大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姜 炜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四项谓之为“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其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是近代中国人民百余年斗争史的经验总结,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而载入史册。
一、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和强国富民之路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真理,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过程中树立的坚定信念。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又代表着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发展阶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要是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条能救国救民的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主要是说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所焕发的巨大活力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只有融入国情,不断改革完善,才能充满生机活力,中国才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强国富民的百年梦想。
1、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近代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侮,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船坚利炮强行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将革命推向了风口浪尖,先是太平天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爱国运动,然后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再接着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旨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及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期望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皆以失败而告终。无数仁人志士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国情及农民阶级的落后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他们难以承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决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不会允许中国跨入资本主义阵营。就在中国人民苦苦思索的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北阀战争、红军反“围剿”、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愿望变为现实。
2、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新中国55年发展中取得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一穷二白”、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家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开辟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然而,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上适时提出了“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随着六十年代国际风云剧变,面临着美苏两大国主导下世界格局,中国共产党背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取而代之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革”等一系列群众性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历经20余年曲折发展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又一重大历史转折点,邓小平同志在全会中再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坚决拨乱反正,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在世界上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发展奇迹。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现正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进。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历史形成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首先形成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达28年的英勇斗争,仅牺牲的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新中国成立时的共产党员总数。这意味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像《红岩》里的烈士一样,多数共产党党员并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牺牲感天动地,证明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先锋队。
回顾历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清晰地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1、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是中国人民的百年追求与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了深受帝国主义压迫欺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又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展土地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实现了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举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实现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夙愿,并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奋勇前进,历史再次雄辩的证明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
2、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提高决策效率,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曾使偌大的中国软弱无力。新中国建立,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破败局面,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治理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又要求中国必须具备行之有效的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决不可以是一种低效率的、制约过多的体制。邓小平同志曾经概括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个最大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从经济上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先天优越性,正是因为建立了强大的公有制经济,才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实现了几代人想都不敢想的光荣与梦想。
3、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需要。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种族繁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比较突出。处于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中国也正值社会关系大变动、社会结构大调整时期,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惟一的政治代表,其执政党的理念以及制定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综合体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协调各方利益与矛盾,有利于缓解、平衡和消除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普及的历史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由此缓缓拉开。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据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阶级属性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1、农民阶级及地主阶级的救国之路无法实现。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拉起宗教大旗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仍是不可磨灭的功绩。此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地主阶级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在于自救、巩固自身封建统治地位,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由此可见封建小农意识及自救思想无法真正引领中国人民找到光明的前途。
2、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一路坎坷。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内外矛盾激化到使清政府自身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时,“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良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就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国初年的流行政治思潮,但是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资产阶级共和国梦想的破灭缘自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培养出畸形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是不会真心实意的支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悲剧难免发生。
3、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土壤。1914——1918年正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正是中国人民热切地渴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候。可是一战爆发了,它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生产力缺乏、民生困窘,原先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原来耀眼的光辉,加上辛亥革命后依然严峻的民族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性。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种似乎更为科学的政治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彷徨中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当然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验。
4、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确迫在眉睫,但是观念作为一种心理承袭,其养成是几十年的耳濡目染甚至是几十代的薪火相传,希望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是不现实的,对于传统只有最大程度的接近它,然后才谈的上慢慢的改造它,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尤其需要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强调个人本位,自由意志,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有很大抵触,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天然的一致性,类同的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去精神、哲学基础、社会理想都使它最容易为中国人民和社会发展所认可和接受:第一、集体主义观念提倡的是社会本位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第二、相似的社会理想,对未来目标有一定的趋同性,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此外,按需分配,消灭剥削与农民起义时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也有相似之处,可以说光是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号召力便是其他学说主张难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农民阶级恰恰是历种主流运动所从未真正重视和发动过的----这种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压倒性比例的国家实在是一件另人难以想象的事。
5、除却文化上的相融性,在现实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出对具体国情的巨大针对性。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彻底“砸烂这个旧世界”的精神贯穿于三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始终。封建压迫、列强侵略,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国,任何看似四平八稳的药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痛下虎狼之药,以死求生才可能有一线生机。义无返顾地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连根拔起,这种推倒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是其它阶级观念所不具备的。其次,任何阶级都要求有理论为本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正是日渐壮大成熟的无产阶级期盼以久的代言人,正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无产的特性又使得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坚定。这里不能不提到“五四”运动,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了。此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发而不可收拾,无论是北阀战争还是反“围剿”,抑或是抗日战争或是解放战争,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体现的无畏精神及斗争精神、首创精神,激烈地荡涤着旧中国一切反动势力,使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最张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胜利。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余年革命斗争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可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国情使然,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结果,是全体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反复比较而最终得出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