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张岱写的《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全文共2段，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黑线为作者所加）

   从原文所加的标点来看，“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句话是“客居杭州”的金陵人说的。在教学时，很多教师在分析省略成分时都持此意见。然而，如果仔细的分辨一下，这句话应当为作者张岱所说才合乎情理。为什么会作出如此的判断呢？理由有三——

其一，张岱本想是在“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的情况下，“独往湖心亭看雪”的，万没想到早已有人比自己捷足先登，实在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故而才会发出“湖中焉得更有此人”的感叹。

其二，本文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作者是采用第一人称“余”来写景叙事抒情的。“此人”作为第一人称所指代的一类人，只能由“余”也就是作者自己说出来，而按照课文所加注的逗号标点来理解，主语虽然省略了，但显而易见话是第三者金陵人说的，这就前后自然产生了矛盾，不合情理。双方都是陌生人，金陵人见了张岱，是断然不会说出“此人”的，只有作者张岱才会发自内心深处说出还有与自己类似，并且超过自己，在“湖中人鸟声俱绝”的情况下来赏雪的话。

     标点为什么会那样加呢？关键在于加注标点的“现代人”对文章作者的理解有偏差，断句欠周密。

众所周知，我国最早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的。大约在汉代，开始使用句读，语意已完停顿较大的叫做“句”，语意未完而需要稍作停顿的叫做“读”。到了宋代，开始使用圈点。1919年4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位教授，学习和借鉴了欧美国家的标点符号的用法，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建议写白话文加注标点，使人容易阅读。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这样，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由此诞生，后几经修正，直到今天才算比较规范。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明文经典，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人加上的，这就难免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比如，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笑话，就有两种不同的标点加注法——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一盘足矣

私塾先生对吃饭的要求是：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一盘足矣。

学生的片面理解则是：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一盘足矣。

由此可见，断句及标点符号的运用，会影响到说话人原本意思的真实表达。同样的道理，像课文中那样断句及加标点，是后人没有准确理解张岱的个性所造成的。张岱是一个超凡脱俗，特立独行的人，他有着文人的清高孤傲，不随流俗，情趣高雅。他写《湖心亭看雪》，就是为了追忆往昔的美景，故国的趣事，寄寓自己对大明幽深的眷恋，同时也抒发隐逸与感伤的情怀。他在“更定”时分，亲自撑着一叶小舟，前去赏雪，到了亭上却不料见到了还有比自己更有雅兴的“金陵人”。“金陵人”看见张岱非常高兴，拉着张岱同饮，张岱本不想喝酒，但碍于情面，便尽力喝了三大白，喝过酒问了对方的姓氏后便告辞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写对方的姓氏名谁，也许是多年后遗忘的缘故。但作者写对方是“金陵人”，无疑是有深意的，因为，“金陵”是明朝的建国之都，作者写此文时尽管明朝早已灭亡了，但张岱仍沿用“崇祯”的年号来记事，这充分表明作者对故国的依依难舍之情。

鉴于以上理由，我认为这句话的断句及标点应该修改为——

  原句：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

修改：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饮。

与原句相比，“大喜”后多了一处停顿，如果不加句号，读者就会感到话是金陵人说的，而不是张岱说的； 只有这样断句加句号标点，才能使文意前后贯通，符合张岱说话的身份和思想情感，也符合金陵人见张岱大喜拉其喝酒的豪爽之情。此其三。

综上所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句话是张岱说的才好。

 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