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理3：语文课要积极设置言语实线活动

而非紧扣和联系文本语言。

     语文课当然要关注文本语言，这几乎成了我们大家的语文教学常识，毕竟脱离文本语言的架空分析，是语文教学的一大禁忌。

     评课活动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肯定之词“教师紧扣了文本语言”“教师能够联系文本语言来分析”等等。在我们很多人的意识里，只要有了“紧扣文本语言”“联系文本语言”之类的话，语文课就是抓住了“语言”这个中心，就是回到了“语言”这个本上，语文课就是真正的“语文课”。在《警惕再警惕：语文教学的败象》一文中，有读者就认为熊芳芳的教学是关注了文本语言的。

     在我看来，这些有关文本语言的浅见，又是弥漫在我们语文教学世界里的一种的集体无意识。

       我们姑且通过两个问题来加以剖析。

      第一，这种教学关照到了“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紧扣”和“联系”的目的是什么?就我所见，大多数语文教师的所谓“紧扣”和“联系”，都是把语言文作为一个桥梁，而且是象征性的桥梁，他们所关心的其实是对面岸上的“语言之意”。何以见得?他们关照语言的两种典型问题是：

     ①这些语句写出了什么?

      ②从哪些语句可以看出来?

     “写出了什么”显然直指言语内容，而“从哪些语句”也不过是为了给某个“意”寻找语言印证。事实上，不管哪一种问题，都与“言语形式”无涉。也就是说，所谓“紧扣和联系文本语言”，本质上走的还是语言文字理解的路子。我们很多老师在语文课上，喜欢让学生通过语言去猎取信息，而不是通过信息去推敲语言。这其实是一种隐蔽的打着“语言幌子”的非语文教学。

         第 二，这种“紧扣和联系文本语言”的教学，是否有助于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通过第一问我们知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作为一项智慧技能，不可能通过语言文字的理解来有效获得。也就是说，这种满足于紧扣和联系文本语言的语文教学，在大方向依然是错误的或扭曲的。

       那么，语文课怎么做才算真正关照到了“语言”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绕开一点，从语文教学效率的追求说起。

       说起语文教学的效率，我相信绝大部分语文教师都是很不自信的，若问学生的语文成长有多少是得益我们的语文课的?这几乎是语文教师难以启齿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正是语文教学长期遭人诟病最多的地方。“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的吕叔湘之问，依然幽灵一般徘徊在我们语文教学的上空。

为什么语文教学效率极低?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最为关键的，那就是语文教学普遍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语文教学按科学规律办事也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依我之见，最要紧的一条就是加强语文课的“训练”意识，没有训练就没有能力提高，也就没有效率可言。叶圣陶他在《国文教学》一文中说得很直接：“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能力的训练。”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在当代语文教学实践中，钱梦龙老师对“训练”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当年提出的“以训练为主线”实在是拯救语文教学的关键一招，可惜在新课程改革中，训练这个“孩子”连同脏水被无知地泼出去了。为此，钱老师甚至不惜逆潮流而为“训练”正名，他所披露的事实，用来描述语文教学种种浮华不实的课堂现状，再恰当不过了：“一些谈论语文教学的文章，大多以谈‘创新’、谈‘感悟’、谈‘熏陶’、谈‘人文’为时尚，而讳言训练，似乎一谈训练，便是‘保守’‘恋旧’，甚至被指责为‘又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钱梦龙《训练——语文教学的基本形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训练不是简单的纸笔练习，把训练等同于“出题做题”，其实是对训练的最大误解。

        那么，语文教学中到底要如何进行训练呢?

       前面我们论述过，语文课要着力于语言文字运用。而培养语言文字运用能力，首先要聚焦语言文字运用样例生成言语形式规则，这是知识，其次要提供言语形式规则的实践活动，这是训练。“教语文而非教课文”重在生成言语形式规则，“积极设置言语实践活动”就是提供言语形式规则的训练机会。“心理科学主张一切能教会的能力来自知识”(皮连生《21世纪我国语文教学改革方向的正确选择——兼论如何学习和发展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来自于语言文字运用规则，但语言文字运用规则转化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关键是训练要得法。

      毫无疑问，语文教学必须围绕这一核心价值来进行训练。训练的形式和手段是多样的，而在我看来，“言语实践活动”是训练语言文字运用的最佳形式和手段。

     “语言文字运用教学，只能在语言文字运用中教学语言文字运用，只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场地的限制、教学内容的限制和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只能在精心经营的一个教学化的具体语境中精心地运用语言文字。”(王元华《语用性质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王元化博士所谓的“教学化的具体语境”其实就是课堂教学的言语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语文课要积极设置言语实线活动而非紧扣和联系文本语言。

     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来检视一下熊芳芳的生命语文课堂。很遗憾，在我所能找到教学实录里面，根本找不见有什么聚焦语言文字运用的“言语实践活动”，偶尔提及的一些言语形式，也纯粹是“紧扣和联系”了一下文本语言，这样的语文课对于学生的语文成长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样的语文课也许很热闹，很好玩，很生命，也很好听，但就是“很不语文”，长远来看，这样的语文课堂注定是没有教学效率的，却如此受人追捧，借用吕叔湘的话来说“岂非咄咄怪事”?追究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朱自清《文心·序》)

为什么熊芳芳的语文课里总是缺乏言语实践互动设置呢?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生命语文教学主张没有给“训练”留下一个必要的位置，生命的自由舒展是兼容不下机械训练的，这或许也是熊老师的堂上训练意识薄弱的原因;二是生命语文教学的内容肆意扩张和延展，挤兑了训练的时空机会。

      王尚文教授是能够敏锐洞察到“言语形式”这一语文学科教学内容的少数专家之一，他的论文《语言·言语·言语形式——试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对此有通透的阐述。但很遗憾，对于语文教学，王老师开出的“语感中心说”这一教学处方，却经不起科学教学论的检验。相反，他所否定并提炼的叶圣陶的教学处方“知识——训练——技术”(见王尚文《语感论》)，却是符合“语言文字运用”这一智慧技能的发展规律，华东师范大学皮连生教授对此有扎实严谨的专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