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言文化因子差异与翻译策略探析

姚登宝

（阜阳市颍泉区教育局教研室 670164320@ ）

 【摘　要】英汉语言和思维方式差异隐含着深层语言文化差异。为了忠实原文顺应译语及读者，英汉翻译必须既要注意语言文化因素差异，又要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英汉差异；语言文化；翻译策略

引言

不同的民族操持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承载不同的文化。翻译，作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信息转换过程和交际活动,其首要任务是语言形式转换和语义的传达,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语言的转换，必然涉及到它所承载的深层文化内涵的传递和表达。为此，翻译时，必须考虑英汉两种语言结构、思维方式和文化因素的差异。

一、英汉思维方式差异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折射出不同的思维方式。总体上说，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具有较强的综合思维、具象思维和顺向思维定式，而西方人具有明显的分析思维、抽象思维和逆向思维定式。著名学者Satoshi Ishii曾把英美人的思维模式比作“桥式”。作者（讲话人）直接传达信息，读者（听话人）理解领会其意，犹如过桥一样。相反，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 “垫脚石式”。作者（讲话人）采取迂回隐含的方式，如水中投石垫脚，读者（听话人）借助于“垫脚石”才能悟出其意。故此，Ishii认为两种思维模式反映两种不同的文化，英美等国是“低语境”（low context）国家，一切都要靠用语言讲清，而中国、日本等国则是“高语境”（high context）国家，语境隐含语意，无需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胡文仲，1999：80-81)

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综合思维模式源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国的传统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由天、地、人构成的整体，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交织成这一整体的三种基本关系，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正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老道学说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影响至深。中国人已习惯于在整体中寻求天与人、阴与阳、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统一，在社会生活中通过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自行调节而达到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这种综合思维模式着眼于事物各部分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将各部分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西方人的分析思维方式则与西方哲学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认为，人与自然、宇宙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之中。宇宙自然是人类认识的对象，揭示宇宙奥秘，认识自然的规律是人类的根本任务。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分析能力不断加强。这种把自然置于人的对立面的哲学思维，使得西方的逻辑学特别发展，从而形成了分析型、外倾型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尚象”的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象具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传》) 汉字“上承陶符，下启金文，字符象形”，为象形文字（pictograph/pictogram）。这种“尚象”传统，使得国人偏重具象思维。而西方秉承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在渊源上深受腓尼基文化的影响。在文字上，由于腓尼基人创造的22个字母是抽象的，因此欧洲文字几乎全是以抽象字母组成的表意文字。深受这种抽象的表意文字的影响，加之的古希腊哲学家“尚思”的影响，西方人便逐渐形成了抽象思维模式。（周方珠，2004：11-16）

二、英汉语言对比

英汉两种语言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 英语属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family), 汉语属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family),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由于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的不同,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思维表达以及深层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词法差异

英语是拼音文字，有词尾曲折变化，字形表音不表意。单词意义体现在它的读音里，读音才是它所指的对象。汉语则不同，它是表意的象形文字，且无词尾曲折变化。象豆腐块一样，一个方块汉字的书写形式不表示发音，而是直接表示字之所指。正如辜正坤所说，“世界各国一切文字最初可能都是图画文字……不同的是，世界上现存的文字大都走上了表音道路，而汉字却走上了以表义为主的道路”。“由于汉字中明显的存在许多图画味甚浓的象形字，故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审美心理结构中已积淀了相当牢固的形象审美观念”（辜正坤，2003：7）例如，英语里“horse”一词，稍懂英语的人看到该词肯定会读，听到之后也肯定会写，但他/她不一定知道“horse”为何物。汉字“马”本来不是现在这样子，它原来的形式为繁体的“馬”字，而繁体的“馬”又从甲骨文、金文、篆字等象形文字演化而来。无论哪种字体，从形式上看，都酷似马的形状。乍看此字，我们定会联想到其所指对象，并悟出其具体形象。这就是英汉两种文字与生俱来的本质性差异。概言之，英语重音，汉字重形，而且汉字的视觉敏感性和冲击力远远超过英语。难怪辜正坤教授亦如是说，“印欧语系的语言主要是听觉语言，易于产生音象美；而汉语文则不仅是听觉语言，视觉性特别强的文字，在易于产生音象美的同时还非常易于产生视象美。” “以文字论，其会意、形声，暗追造化；象形、指事，妙合自然。故汉字本身，观如图写万物，摹象状事，宛若再现。此乃曲卷类蚯蚓或蝌蚪之西文万难比附者。……语非谬也。”（辜正坤，2003：12，13）

句法差异

形合意合差异

在句法上，汉语重意合(parataxis),英语重形合(hypotaxis)。形合(hypotaxis)和意合(parataxis)是语言的两种基本组织手段。形合(hypotaxis)指的是句子之间常常靠各种语言形式，将语言符号紧密组织结合,表达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意合(parataxis)指的是句子的词语和分句之间，通过词语和分句的内在含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英语之所以重形合，是因为英语具有丰富的形式组合手段，譬如词形变化、指代、分词、不定式、从句等，同时又存在很多表示转折、因果、目的、让步等各种关系的连接词。而汉语之所以重意合，主要在于其语言本身是表意文字，自古以来就有重“神”、“意”的传统，即所谓“形散而神聚”。总之，“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需；西方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缺少的”。（任晓霏：2002：3）

句子形态差异

汉语句子，如行云流水,节奏感强,又似竹节纵生，层次分明，多属于竹节式紧缩型；英语句子，恰如大树一棵,枝干分明, 又似葡萄蔓生，枝条交错，多属于树状扩展型,即以主句与各种各样的修辞成分组合成长句,表达比较复杂的语意。正如严复所说：“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倍。”（陈福康，2000：107） 汉语句子多取线性结构,即各分句平行并列,不分主次；英语句子多取分层结构,即各分句环环相扣, 主次分明。英语句子讲究形式美,结构繁复,以长句居多;汉语则注重内在语意连贯,以意统形,以短句为主。

例如，“那狗黄毛，黑眼圈，长身材，细高腿，特别地凶猛，要是咬住人，不见点血腥味儿，决不撒嘴。”显而易见，其主语是“那狗”，后面的部分都是谓语，前四部分描写狗的身体特征，“凶猛”一词形容狗的脾性，其后的假设用来形容狗之凶猛。全句各部分呈线性结构，平行并列，不分主次，可谓结构明快，言简意赅。而英语句子则不然。“Behaviorists suggest that the child who is raised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re are many stimuli which develop his or her capacity for appropriate responses will experience greate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该句主语为behaviorists,谓语为suggest,宾语为一个从句。殊不料，在这个宾语从句中，又包含了由where，which等引导的多个定语从句，可谓枝节从生，结构繁复，大大迥异于汉语的行文方式。

主谓结构差异

汉语是一种话题突出(topic-prominent)的语言,句子以意义主轴(thought-pivot)形式出现。而英、法、德等西方语言则多为主语突出(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句子以形式主轴(form-pivot)形式出现。（任晓霏，2002：3）根据韩礼德的主位与述位理论(theme and rheme)，一个句子必须有主位和述位。英语的七种基本句型均离不开S-V结构，而汉语的主谓结构则不同，它缺乏明确的形式标志，主谓结构只是众多句式中的一种。而且汉语的主语概念比较泛，不像英语主语，一般只能由名词或名词性质的成分来担任。汉语的主语（即主位、话题），几乎可由任何语言成分充当，在句子中起着统领全句的作用，有时只是一个“话题”而已。请看例句：The isolation of the rural world, because of the distance and the lack of transport facilitities, is compounded by the paucity of the information media. (由于距离远，缺乏交通工具，又由于通讯工具不足，造成农村与外界隔绝。)这是个典型的重形合、主语突出（the isolation）的英语句子。全句只有一个主谓结构（The isolation is compounded），共有九个名词，用五个介词连接起来。而在汉语译文中，为了突出话题，将原文中的抽象名词译成动词或形容词，并用三个逗号，一个句号，层层交代，整句语气一贯，非常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句子重心差异

虽然英汉两种语言都有松散句（loose sentence）和圆周句（periodic sentence,又称调尾句），但似乎有种倾向：英语多倾向于松散句，汉语则多倾向于圆周句。英语句子重心在前，即主要意思（包括主句）在前，次要意思及修饰成份（包括从句）在后，故读来自然流畅，易看易懂；与此相反，汉语句子重心在后，即一般按照逻辑和时间顺序，将主要部分置后，次要意思和修饰成份（包括从句）前置。一个句子不到结束或结尾便不知其所云，亦不能获得完整的意思和完整的句法结构。（覃先美，1997；吕煦，2001）换言之，汉语句子重心在后，“往往把最需要说的东西放在句子的最后边”；英语句子重心在前，“往往把最需要表达的东西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前面”。（辜正坤，2003）汉语句子修饰语位置比较固定,常喜前置，只要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有逻辑上的关系,便可以小句表情达意。英语句子则不然，修饰语前置后置, 相对灵活自如,犹多后置,十分有利于句子扩展。比如“He was sitting comfortably in an armchair before the fire when we entered. ”（覃先美，1997） (我们进来时，他正舒适地坐在炉火前的扶手椅里。) （笔者自译）本句重心是“He was sitting”, 看到这三个字便知全句所云，而其后所剩的则都是次要信息。据此，我们可以在sitting,comfortbly，armchair和fire这四处自由拆开或停顿，而不影响句子意思和文法结构的相对完整性。再看其汉语译文，原句中的时间状语从句when-clause汉译时被置于句首,介词短语before-phrase也被灵活地处理成“armchair”的前置定语。纵观全句，译文句子重心后移，而次要信息前移，这一方面有助于对句子的理解和主旨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使得句子结构紧凑，语气贯通，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由此，与重心在前的原文之区别可见一斑。

我们谈论两种语言的差异，并不否认二者有相同相通之处。如前所述，由于不同的民族在地理、民俗、宗教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可译性”(non-translatability），即某些源语译成目的语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甚或误译错译。这种情况有时也称语言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但是，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有可能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即语言的共性和文化的偶合现象。这种相似性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来，使语言具有“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正因为如此，美国著名的交际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Nida)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能使说该语言的人表达思想描述世界进行社会交际。人类语言文化同构耦合现象以及思维共性, 使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相互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而且对于客观事物认识也是基本一致的。否则，人类将无法沟通交流,翻译也将真地成为所谓的“不可译”了。

三、翻译策略和技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翻译之前我们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信息，注意语言文化因素差异，翻译时除了灵活运用各种具体的处理句子层面的翻译方法（或曰技巧），如顺译、逆译、分句、合句、增词、减词、引申、转换、替代、重构等以外，还要灵活运用语言层面上的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和文化层面上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更重要的是，只有把这四种翻译策略和诸具体的翻译方法技巧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才可能做到尽可能忠实原文又顺应译语及读者。

不仅如此，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异化”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越来越强大，适度增加“异化”翻译有利于译语语言的丰富、本土文化的传播和外来文化的吸收。因此，“shed crocodile tears” 没必要一味地归化为“猫哭耗子”，“假慈悲”，译为“掉鳄鱼泪”有何不可呢？成语“破釜沉舟”为什么非要译为“cross the Rubicon”？译为“break the caldrons and sink the boats(after crossing)”或“ fight to win or die”又何妨？“银河”和“The Milk Way”虽同指一物，然而若后者只简单地译为“银河”或者反过来“银河”译为“The Milk Way”，那么，真正流失的则是其隐含的深层文化因素。那是因为，中国人看到“银河”会自然联想起“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认为那是一条深不可测、不可逾越、恶浪滔滔的鸿沟。而西方人看到“The Milk Way”则会联想到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通往大地之路，它所以明亮闪烁，因为那是主神宙斯之妻，仙后赫拉喂奶时洒落的乳汁（郑延国，2005：8）国内学者有的将其异化译为“牛奶路”，那显然是误解其意了。仙后的乳汁怎么变成“牛奶”了？因此，“The Milk Way” 异化为“仙奶路”或“仙奶大道”比较忠实贴切。汉语的“银河”则宜译为“the Silver Way”，“the River of Heaven”或直接译为“the galaxy”亦未尝不可。此外，“负荆请罪”不能简单地等于“Kiss the rod”,“败走麦城”和“meet one’s Waterloo”之间也绝不能轻易地划等号!概言之，“异化”翻译不仅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可让本国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实现跨文化交际之目的。一味的归化，不利于读者了解源语文化，接受异域有益的新鲜事物。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强大的兼收并蓄，吐故纳新能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受到同样的影响，适当增加“异化”翻译，不仅能将异域文化新鲜元素注入本国文化之中，也能促进本国文化对外的传播，实现跨文化交流之目的，加速“文化全球化”进程。译者通过“异化”翻译，使一大批带有异国文化风情的词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在大众文化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英语中有“Confucius,tofu,,tea”等一大批汉语借词，而汉语里也有“T-恤，因特网，酷”等一大批英语外来语。总而言之，较好的“异化”翻译从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本族语吸收外来语中的新元素，促进语言交流，增强语言的生命力。

需要指出的是，“异化”翻译并不是以忘掉自身文化为代价，恰恰相反，它是以熟悉了解他文化为前提。给予“异化”翻译更多的关注也决不是否定、排斥“归化”翻译方法，灵活运用“异化”与“归化”综合运用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才是解决翻译中文化冲突的真正出路。

结论

综上所述，英汉翻译时，既要注意语言文化因素差异，又要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做到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兼顾语言转换和文化转换。从接受理论出发，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应充分发挥译者的能动性、创造性, 在语言转换中应以归化为主。从翻译的目的功能出发,考虑到语言文化差异，在文化转换中宜以异化为主。不仅如此，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异化”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越来越强大。适度增加“异化”翻译，有利于语言的丰富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播交流和沟通。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辜正坤.中西诗歌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与教学出版社,1999.

[4]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5] 吕俊，候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 吕煦.实用英语修辞[M]. 上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 覃先美.英语修辞学[M].台北萬人出版社,1997.

[8] 任晓霏.从形合和意合看汉英翻译中的形式对应[J].中国翻译,2002,3.

[9] 谭惠娟.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中国翻译,1999,1.

[10]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5.

[11]郑延国.翻译:文化转换的一种运作行为[A],《外语 翻译 文化》.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