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翻译的辩证思考*

姚登宝

（颍泉区教育局教研室 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本文从辩证思辨的视角，运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对目前译界两个众说纷纭的理论流派逐一透视，分析其利弊得失，认为各种理论都有其合理性和阐释力，同时也存在理论偏向（见）和理论缺陷。从而提出翻译研究必须坚持翻译的本体，以源语言及文本为基础为核心，突出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兼顾作者/读者,源语/译语,社会/文化及其它边缘性影响因素。唯有如此, 翻译才健康发展。

[关键词]翻译研究；理论流派；辩证法；语言文化；本体研究

On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Translation Studies

Yao Dengbao

(WumingMiddle School,Fuyang,Anhui236000)

 [Abstract]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wo of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explore their correspond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rom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ogether with the approaches of universal connec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radiction. Thereby, it holds that they also have theoretical bias/prejudice and limitation besides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is the correct course to pursu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ontological and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Transl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ext, and stress the cognitive roles of the translator, with the author/reader, source/target languages, social, cultural and other minor marginal factors consider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schools; Dialectics; Language and culture; Ontological studies

引言

纵观中外译界，自古至今，各种译论林林总总，彼此争鸣，皆欲一领译坛风骚，独持译界牛耳。然一统译界、独尊译坛者鲜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形而上的哲学之辩证法思想，对于如何看待各种译论和流派，也许能给译界带来某些启示。

哲学，从远古以来就不仅是某些学派的问题，或少数学者之间争论的问题，也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孤独的思考，它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曾经盛行过的各种体系的积淀。(伯兰特.罗素,1976，《西方哲学史》序言)辩证法认为，主体与客体，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都是在不断的相互适应过程中，这个过程永远不充分完结，马克思(Karl Marx)把它叫做“辩证”的过程。黑格尔(G. W. F. Hegel)则认为，从抽象的一般的概念开始(正题)，这个概念引起矛盾(反题)，矛盾的概念调和于第三个概念中，因而，这个概念是其他两个概念的结合(合题)。可见，概念是活动、运动的过程，是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都包含一切先行的阶段，预示一切未来的阶段……低级形式被否定于高级形式中，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它又被保持于高级形式中，被传带下去而升华了”。黑格尔用一个德语文字aufgehoben(扬弃)来表达这种思想，他把事物中向对立面过渡的过程，称为辩证的过程。辩证的过程前进不已，一直到达一个终极的概念为止。因此， “不经历辩证法的所有阶段，便不可能到达真理。”(伯兰特.罗素,1976：454-455)另一方面，黑格尔还宣称，矛盾是一切运动的根源，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矛盾的原则统治世界。可见，孤立或割裂开事物的矛盾方面是无意义的。这种矛盾方面只能被理解为有机的、协调一致的体系的部分。(梯利,西方哲学史,1995：474-478)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精彩论述，字里行间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为我们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

辩证思辨的思维视角，对我们正确认识译界各种理论流派的发展以及如何处理相互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

借鉴价值。在这种辩证思辨的视角的观照下，运用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与和谐统一的整体观，审视当前译界各种翻译现象，可令我们跳出译界纷争，高瞻远瞩，一览众“山”。

本文拟运用辩证思辨的思想，审视两种翻译观，提出翻译研究必须本着辩证思辨的观点，坚持翻译的本体研究，以语言文本为基础，以译者为基本主体，突出译者认知主体作用，兼顾作者/读者和源语/译语以及社会和文化等等因素，翻译学科才能和谐全面健康地发展。

1.0两种翻译观透视

1.1语言派

对于翻译，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阐释。徐永煐、钱钟书、季羡林、王宗炎和张培基等认为，翻译就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郑延国,2004；2006)威尔斯(W. Wilss)则认为，“翻译是从源语文本导向目标语言文本的过程。目标文本应与源语文本尽量对等，并要求通过目标文本能理解源语文本的内容和形式。”(Wilss,1977：70)(《翻译研究词典》2005:247)奈达(Nida)从对等一致(等值)的角度阐释翻译，并先后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他认为，“翻译就是用接受语言重新创造出与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体，首先就意义而言，其次就形式(风格)而言”(Nida & Taber, 1982：12)。“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而且“与之足以相似，以至于译文读者不会误解与之对应的源语文本意义。”(Nida,2001：132)卡特福德(Cartford)和纽马克(Newmark)则从语言的另一视角厘定翻译：“翻译可以定义为用目标语言的对等文本材料替换源语文本材料。” ( Cartford,1965:20;Newmark,1981：7)以上各家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界定和诠释，其共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传统的语文/语言学这一视角出发，把翻译当作寻求符号和信息对等的手段，将翻译视为语言文字信息和符号之间的转换过程。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两种语言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一对应和等值。基于这种原因， Nida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揭示语言符号的社会意义。他认为，“语言是一套语言符号……(它)是文化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虽然语言被认为是文化的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文化的功能作用、文化的存续和传承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Nida,2001：139)社会是语言和文化结合的环境，没有语言，文化就不能存在，语言也只有反映文化才有意义。(Nida,1996)在他看来，翻译是一种语际信息传递和交际过程，翻译不仅是语言操作方法和过程，而且是两个民族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因此，翻译必须考虑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源语文化因素，也就是说，译文能否在译语文化背景中产生原文在源语文化背景中的相应类似效果。(郑延国,2004)

总之，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主张，对等是转换的前提，对等应该是动态对等，是功能对等，是语用信息对等，即效果基本一致。该翻译观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从翻译的本体论出发，牢牢地抓住“翻译是什么?”这一本质特征以及“语言是翻译的原材料”这一基本事实，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厘定和阐释翻译,使翻译摆脱了经验随感式陈述模式的语文学研究，从而使翻译具有科学的特征，从而使翻译研究出现语言学转向，在“近半个世纪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蒸蒸日上,独领风骚。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几无可望其项背之其它学派。”(蒋骁华,2003，2)不过，这类定义多数都倾向于强调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保持某种对等(Equivalence)的重要性，而且“往往是规范性(Prescriptive)而非描述性的(Descriptive)，它们常常不仅指出翻译是什么，而且还指出翻译‘应该’是什么。”(Koller, 1992:94)可以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往往只囿于语言层面的结构分析和研究，过分强调语言文字的等值对等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程式化，具有明显的经验色彩。不仅如此，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很少虑及(尤其是初始阶段)语言以外诸如译者的主体性、译语读者接受因素以及译语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赞助、诗学等因素。这正是翻译研究学派向其发难，并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的理由。

1.2.文化派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翻译研究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的转向”。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1997)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且是多元的系统。该理论提倡所谓的纯学术的描述性研究，认为不应以价值判断作为选择研究对象的准则，而应把以前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现象纳入研究范围,并且应看到翻译产品的复杂的对外关系，解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产品的面貌。吉迪安.图里(Gideon Toury)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面向目标语系统的理论框架，将其用于以“翻译规范”概念为核心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他声称，“任何译本都处于充分性(即面向源语)和可接受性(即面向目标语言)这两个假设的极端之间的某个点上”。 (Toury, 1980：34) 概而言之,多元系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普通文化理论。它为翻译提供了一套开阔的理论框架，让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作描述性研究。多元系统理论对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使翻译研究摆脱了应用导向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它反对以价值判断为选择研究对象的准则，主张中心系统和边缘系统一视同仁，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直接提高了翻译的文化地位，并间接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然而，多元系统理论“似乎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理论，去研究语言多元系统和文学多元系统与其他多元系统(尤其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张南峰,2004：140)与此相反，该理论主要局限于语言文学系统，而忽视了影响翻译行为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

正因为如此，操纵派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把“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建制操纵等文学外因素”与“翻译的选择及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方式”联系起来，开始积极从事理论性和描述性的翻译研究，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的转向”。首先，多元系统理论的始作俑者埃文-佐哈尔，把多元系统理论修订为一种普通文化理论，以突显各个多元系统的共性。他所强调“文化干涉的规律”和“文化中的因素与相互关系”，以彰显他的文化转向。与此同时，勒菲弗尔(Lefevere)一方面保留多元系统思想，认为文学外的现象必然会与文学发生相互作用(Lefevere, 1992：11)，另一方面，他“引入了一套新术语，以便更好地分析文学以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Gentzler,2001：14；张南峰,2004：156),其中三个关键词便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赫尔曼斯(Hermans)认为，勒弗菲尔强调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种因素对翻译的决定作用，可以说是对翻译研究的新贡献，但是这三个术语“太理所当然太少，也因此而太笼统，只能指出着重文学的社会语境这个大方向，而无法指导深入的研究。”(Hermans,1994:139-142)此外，“诗学”这一术语语义过于含糊，有时会造成混乱，而且“诗学”定义本身似乎也有漏洞，它没有能力涵盖所有文化系统的规范。还有，他避开多元系统之“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而采用“忠实”、“灵活”和“保守”等字眼，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中立地进行描述性研究，从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个人的价值判断，偏离多元系统之描述主义立场，“把孩子跟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张南峰，2004：153)从另一方面看，无论多元系统派，还是操纵派，虽然给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似乎都偏离了翻译的基本概念和本体论思想，在翻译研究方面走得太远，从而转向影响翻译的边缘性因素研究，他们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或曰“得鱼忘筌”。

1.3功能派

如前所述，语言派往往囿于语言而忽视文化因素；文化派则走向另一极端，有矫枉过正之嫌。那么，当下颇受青睐的功能派目的论又如何呢？德国的功能派赖斯(Reiss)认为，翻译“必须被认为是综合性的交际行为。” (Nord,2001：9,10)弗米尔(Vermeer)则认为，“单纯依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翻译的问题的……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翻译行为，它可以具有语言和/或非语言的成分……翻译行为的任何形式，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具有一种目的或意图。”(转引自Nord,2001：10-12)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务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曼塔利(Manttari)用信息传递来指各种跨文化转换，并根据行为学理论提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活动，而且是一项跨文化、跨语言有目的的复杂的交际活动，是一种信息传达和加工过程。 (Manttari,1984：17)诺德则认为，翻译是一种翻译互动形式、意图互动形式、人际互动形式，是一种交际行为、跨文化和文本加工行为。(Nord,2001：16-25)

由此可见，功能派主张，行为、目的、交际、文化以及翻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目的论则是翻译功能说的核心理论。此论摆脱了当时盛行的等效论的束缚，以目的功能为理论内核，将翻译置于行为理论与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不过，该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一方面，它摆脱了语言等效论的束缚，解放了译者；另一方面，它又赋予译者过大的权力和自由，使译者在翻译中只注重满足译语及读者受众之需求，而忽视源语作者及文本，甚而导致对源语文本的操纵与改写。故此，诺德后来提出“功能加忠实”之理论，以弥补功能理论的缺陷。修改以后的理论既能满足译语及读者受众之需求，到达翻译之目的，实现翻译之功能，又能忠实于源语作者及文本，可谓一举两得。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译者的自由，但是换来的却是对源语文本及作者的忠实。从这一点来看，目的论还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无论语言派还是文化派，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阐释力，但同时也存在理论偏向(见)和理论缺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翻译的种种问题。在语言---思维---文化的连续统上，彼此各执一端。语言派没能在语言、思维、文化的互动方面深入下去，而文化派则放眼文化而避开了语际转换规律，甚至抛弃了“忠实”、“对等”等原则。(赵彦春,2005，79)另一方面，翻译的边缘性因素研究可以说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其结果势必矫枉过正，将翻译引入歧途。毕竟，语言及文本是翻译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是翻译的客体对象。翻译离不开语言及文本，离开了源语言及源语文本，翻译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源语及文本而炮制的翻译，只能是创作，或曰“伪译”或“非译”。同时，译者是翻译的基本主体，其主体认知作用不可忽视；作者和读者是次要主体；语言、文本和三个主体构成翻译的主要矛盾，是主流。语言之外的诸如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赞助、诗学等等是翻译的次要矛盾，是翻译的支流，只能算作翻译研究的外围的影响因素。因此，翻译只有回归本体性研究，才能正本清源。翻译研究必须本着辨证、思辨的观点，坚持翻译的本体研究，以语言文本为基础，以译者为基本主体，兼顾作者/读者，源语/译语及其社会和文化等等，才能健康全面地发展。坚持了这一点，则可以说坚持了翻译的本体论和辩证法。一言以蔽之，语言及文本是“太阳”；语言文本以外的次要乃至边缘性因素是“星月”；译者则是沟通的桥梁，传达源语信息的使者，联系作者和读者的纽带。翻译的语言研究这棵“大树”，无论何时都不会被撼倒。须知“语言是人类的最后的家园”，文本借语言而生，没有语言，就没有文本，‘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结语

总之，翻译必须坚持辩证思辨的观点，坚持翻译的本体性研究，以语言文本为物质基础，以译者为基本主体，充分发挥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和桥梁作用，同时兼顾源语/译语、作者/读者、语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诗学等影响因素。对于各种译论，我们有必要对其辩证地分析，做出客观评价。比如,语言派和文化派，我们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能包治百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翻译的各种问题。二者只有“携手合作”，才能“两性互动”。语言派可以从语言切入，延至思维和文化，文化派可以从文化切入，波及到语言和思维，然后“两军会师”。(赵彦春,2005，79)因此，各种译论流派之间，若能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相互借鉴，和而不同，则必将促进翻译学科和谐健康地发展。

*致谢：衷心感谢黄振定教授和郑延国教授悉心指导,并对本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主要参考书目：

[1]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é.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 Routledge, 1992

[3]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 Newmark, Peter. A Text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 Nida, E.U.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7]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 西方哲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8]蒋骁华.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新发展[J]. 外国语言文学 (季刊)2003, 2

[9]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 西方哲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0]郑延国. 英汉双向翻译理论与实践[M]. 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11]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2]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