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市湖东路三小 陶惠
马鞍山师范附小 唐翠兰
快走到教室门口了，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听到琅琅的读书声，站在门口略一探头：教室中间的位置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咳”我轻咳一声，人群立刻四散开去回到各自的座位，倩倩泪眼滂沱的出现在我的眼前。
“别哭了，快告诉老师。”旁边的小凯递给她一张面巾纸。“老师，老师……”她哽咽着说不下去。“老师，她带的订杂志的75元钱丢了。”小凯急着插嘴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当班主任的最怕处理的就是丢钱事件了，因为调查难度大，处理的分寸不好把握。我把书本放在讲台上，环顾整个教室，教室里只能听到断断续续小声的抽泣声。一双双眼睛都盯着我，好像在问：“老师，怎么办？”
“别着急，倩倩，你能告诉老师钱是怎么丢的吗？”
“妈妈送我到校门口，然后把钱给了我。我怕丢就一直握得紧紧的来到教室。我把钱放在抽屉里就去打扫楼梯了，等我回来时发现钱不见了。”
“同学们，”我沉吟片刻缓缓开口，“大家都知道倩倩同学没有爸爸。她爸爸在六年前出车祸去世了。妈妈一个人带着她，生活不是很宽裕。”倩倩也停止了抽泣说：“我求了好久，妈妈才同意给我75元钱订杂志。这下，杂志订不成了，我回去还得挨骂。”
教室里安静极了，有的孩子低下了头；有的孩子充满关切的看着倩倩；还有的孩子满怀期待的盯着我。
“同学们，倩倩的钱丢了，杂志订不成了，她很难过。老师本来想自己掏钱替他订一份杂志，可是再有一年你们就小学毕业了，你们愿意在我们这个团结奋进的集体里有这样令人不愉快的回忆吗？我们其中有一个人会一辈子为这75元钱感到愧疚的，不是吗？”
“现在我们全班同学都去操场上排好队，老师留在教室里。大家按顺序一个一个地独自回到教室里来，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悄悄地跟老师说。”
全班同学很快在操场上排好了队，我留在教室里。他们依次独个儿进了教室，有的说：“老师，不是我。”有的说：“我没看见谁拿的。”
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倩倩，我失望地冲她摇摇头，然后和她一起到操场上。
“同学们，这次我和大家一起留在操场上，然后每个同学再像刚才那样依次回教室一次。”
我顶着烈日站在操场中央，让其他的孩子去树荫底下，火辣辣的太阳照得我头昏眼花，心里的翻江倒海更让我难受：这个孩子能珍惜最后这次机会，自己从岔路上拐回来吗？
时间过得格外缓慢，脸上的汗水流淌下来，像无数个小毛毛虫，我觉得又刺又痒分外难受。终于，倩倩最后一个回去，很快她手中举着什么兴奋地奔向操场。
我心中的石头“咚”的落地。
“同学们，我很高兴，这位做错了事的同学有勇气改正。人的一生不可能不犯错，如果用一个错误来掩盖另一个错误，只会在歧途上越走越远。让我们记住今天的事，时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至于是谁犯的错，就让它永远都是个谜吧！”
后记：刚听到倩倩丢了钱，我的心里又急又躁，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小错误，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很多孩子带来不良影响。原来处理此类问题一般是恐吓诈骗加利诱，要不就让全班学生自己掏空口袋和书包以示清白。且不说这两种方法教育效果如何，对学生而言也显得不那么尊重他们。后来我想就给这个犯错的孩子一个改正的机会，同时保护“他”的自尊心。可是第一次，失败无情的嘲笑了我。我问自己这样做错了吗？“他”不值得信赖？不想改好吗？不，我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应该相信“他”，给“他”更大的空间。站在操场上，烈日下，我倍受煎熬，我盼着“他”能自己走回来。当倩倩举着钱从教室里跑出来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做对了。至于到底是谁犯了错，知道或不知道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点评：有一份资料显示：曾有心理专家做过一个调查，他们随机在一个学校里选了五十名学生，结果发现其中四十四个孩子有过小偷小摸的行为，其中10%的孩子在四五岁时就从家里拿过钱，70%的孩子小偷小摸的行为是发生在小学阶段，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普遍都很优越。
由此可见，小偷小摸行为在儿童早期颇为普遍，并于5～8岁时达到高峰。这个时期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只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但是意识里却缺少东西的归属概念，并不认为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行为，所以对待孩子的小偷小摸行为不能单纯以成人的是非标准去衡量。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道德教育论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校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学校应是：其一，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加以简化和整理，选择能为青少年接受的内容，然后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秩序，让儿童逐渐了解复杂事物，达到生长的目的……
学校教育要将工作的重心建立在纠正学生的行为偏差上，一要培养是非观念，提高道德认识。孩子偷窃，绝大多数是因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因此，对孩子进行矫治，必须先从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增强是非感开始。二、创造醒悟机会，促进心理转变。孩子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有一个过程，需要合适的方法和契机；粗暴的态度、简单的方法往往适得其反。找出原因，因势利导，对症下药，静待花开——应是教育者的智慧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