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维新运动失败原因的深层探究

【摘  要】：晚清的维新运动离我们远去已一个多世纪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旧中国，满目苍夷，山河破碎，但一代代的仁人志士却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他们以国家为己任，前赴后继，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染红山河。“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应从历史的发展中汲取改革的智慧。

【关键词】：维新运动；垂帘听政；政治权威；满洲贵族；保守派；袁世凯。

一、封建政治体制的稳固与君权的绝对强大。

秦始皇创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体制，经过历朝历代的补充完善，至清代雍正时期已至顶峰。这一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日益僵化使中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了。

1861年11月，咸丰皇帝去刚世后不久，“西太后”慈禧便勾结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一举剪除阻碍其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年幼的新皇帝“同治”在其扶植下即位。然而“当同治皇帝于1875年驾崩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继承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垂帘听政’了^”。^①至此，她又继续主宰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89年。

这一年，由她亲自扶植的光绪皇帝业已成年，按照朝廷成例，皇太后应结束“垂帘听政”，还政于皇帝了，但只是形式而已。长期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握，使这位皇太后变得习惯于专制独裁，她已被皇权异化了。她没有也不想放弃最高权力，这样光绪皇帝依旧她的提线木偶。

晚清这样特殊的宫廷政治权力格局，实际上是封建君主专制扭曲的产物。当时皇太后慈禧才是国家真正的“皇帝”，光绪只不过是她权力斗争与主宰国家最高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而已。因此，慈禧的态度对于维新变法的成败至关重要，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维新运动的初期，她对改革并没有坚决彻底的反对与镇压。如果她一直彻底地反对和阻挠，维新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兴起。当时，她只是告诫皇帝：“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掉辫子，我就不会干预。”^②其实，她只接受一种不触动现实基本制度和她权威的保守改革。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逐步展开，康梁激进的改革思想，尤其是他们与谭嗣同计划向她夺权的态度、行动的流露，还有他们与日本前首相、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的接近，这一切都让她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威胁。至此，她对改革的态度急转直下，所以她最终决定以武力粉碎这场改革。1898年9月21日，皇太后下令突袭帝宫，囚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的瀛台，与此同时大肆搜捕维新党人，维新变法遂告落幕。这样，光绪帝企图借维新夺取最高权力，振兴清廷的理想也迅速化为泡影，成为永久的遗憾。

正是由于封建体制的顽固与君权的绝对强大，才造成了统治者在维护个人既得利益方面的顽固和对改革的抵制。结果清廷完全丧失了自我改造的生机与活力，最终埋葬了自己。

二、改革政治基础与政治权威的严重缺失。

由于皇太后慈禧掌握了国家的全部大全与实权，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对维新变法的态度。由于各级官员的政治命运与个人仕途完全操纵在皇太后的手中，因此他们始终关注着她对改革的一言一行，并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湖南除外）。在慈禧太后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都漠视或者延误改革法令。长期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开始之初对维新运动抱有很大的兴趣，但之后不久却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倡导“中体西用”来攻击维新运动。还有诸如李鸿章、李盛铎、袁世凯等众多的投机官僚。更有甚者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则“置若罔闻”。^③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催生了一种明哲保身、趋炎附势的腐朽官僚政治文化，各级官员大多只关心自己的仕途与切身利益。再加上当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真正的皇帝光绪并没有权威，幕后的皇太后多年把持权柄，在朝廷上下、中央地方早已树立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权威，这就使得皇帝颁布的变法诏令变成了几乎没有人愿意执行的一纸空文。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并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关键时刻所托非人，寄希望于虚与委蛇、心怀鬼胎、善于投机的官僚袁世凯，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和“六君子事件”。因此，可以这样说，光绪皇帝没有军队和国家实权致使改革缺失政治基础与权威，是导致改革无法推行、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满洲贵族和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对。

满清在入关前其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他们以少数民族的姿态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全国，亟需得到汉族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与支持。为此，他们一方面积极笼络汉族上层人士，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钱谦益等人；另一方面采用血腥的手段镇压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烈的大屠杀，并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对汉人充满疑惧与不信任，同时为维护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朝廷给予满人特殊的权益，如有圈地、除赋税与徭役的特权。尽管朝廷一再宣扬“满汉一体”，但始终无法解决满汉之间的矛盾。满洲贵族结成了一种伴随清王朝始终的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这种特殊权益，清朝统治者吸收借鉴了汉族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传统，屡屡大兴残酷的文字狱为君主专制服务，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这样更加剧了满汉之间固有的隔阂与矛盾，满汉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所以当康梁在维新变法中提出“废发辫、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④等这些措施时，遭致了满洲权贵的群起而攻击。刚毅、荣禄等在皇太后前制造谎言，攻击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满洲权贵对自身权益的爱惜远远超出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即便是当时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深刻的民族危机并没有惊醒腐朽无能、麻木愚昧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他们对世界潮流及近代化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无知与无能，一场拯救民族危机与统治危机的尝试被他们自己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四、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性使改革丧失凝聚力。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历史的幕后时刻上演着帝党间、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激进派、温和派与激进派、满汉民族间的权力斗争。正是统治集团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严重分散了他们对改革的注意力与民族危机的重视，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无法打破藩篱，摒弃隔阂，形成对改革的共识与合力。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近代日本社会变革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就在于倒幕运动后，新兴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与日本皇室、官僚阶层、下层百姓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改革来挽救日本的民族危机，促成日本的强大。

五、民众政治启蒙与现代国家意识的严重缺失。

在西方侵略下的中国传统社会里，社会斗争力量逐渐呈现多元化，相继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以1851～1864年发生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为例，农民虽然进行了反侵略的斗争，沉重打击了西方侵略者，但他们依然没有摆脱落后，没有革命的觉悟与自觉性，他们大多数人仅仅只是出于反抗地主乡绅的统治，满足于获得属于自己一块土地和理想的小农生活，对革命乃至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一无所知。1853年冬天颁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的封建制度剥削使农民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日益贫困化。农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更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思想的启蒙与觉醒。在洋务运动发生的三十年间，活跃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是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农民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与海外留学教育，更谈不上现代国家意识，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改革推动力。

随着西方经济侵略的逐渐深入，中国的资本主义畸形地产生了。在1861～1894年的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封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商办性质的许多企业。这些企业为数不多而且基本上是对西方企业的简单移植模仿，并不是中国经济自身积累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的创办者也就并不是真正具有先进政治觉悟与现代国家意识的资产阶级。他们中更多的是封建士绅、地主、官僚与买办，不可能也不会真正理解与支持维新运动的。

尽管如此，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在整体上也还在逐渐增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极少数脱胎于传统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如广东南海康有为、广东新会梁启超、湖南浏阳谭嗣同、唐才常，福建侯官严复，江西义宁陈宝箴父子，等等。他们有的从士绅家庭中走来，也有的从封建官僚家庭中走来。他们是传统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经世济民”教育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危亡，国家的衰败，于是救亡图存的爱国信念始终萦绕在内心深处。但他们毕竟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在维新运动中，他们更是满腔热血的孤军奋战者。没有改革的实力，仅有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决心。更需注意的是，他们对西方政治文明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也处在一个肤浅的阶段上，因此，唤醒民众，启迪民众的觉悟更无从谈起。他们的个人命运虽已悲剧而宣告结束，但却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下了让人刻骨铭心的一页。

六、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缺乏经验。

维新派人士尤其是领导者康有为与梁启超，两人以前都没有在政府供职的经验。康有为，其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思想家，而非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他对现实政治没有太多的认识，也没有运用过政治权势。如他虽然能把皇帝拉拢过来作为权力的法律来源，但他却忽略了国家的真正权力是在慈禧太后这一明显的事实。随着维新变法的展开，他总是急于求成，毫不考虑变法对其他人的影响。他天真地相信在皇帝的支持下，能克服一切困难。”^⑤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变法刚开始就遭致了多方面的强烈反对。

另外，康有为个人性格的缺陷也是导致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两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之初得到了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资助。然“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人都拒之门外。”^⑥其实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维新变法被镇压后，在某种程度上适度的改革仍在继续。“皇太后慈禧清楚地表示，变法本身并不坏，是康有为把它搞糟了。”^⑦

没有认清袁世凯的政治面目更说明了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与天真。“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⑧慈禧早已做好了镇压维新派的各项准备工作，行动只是时间与时机的问题而已。1895年6月15日，慈禧解除了翁同龢的职务，把他赶出了政治圈。这样，光绪被完全孤立了。第二，慈禧为了保持京津地区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于翁同龢被革的当日任命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统辖董福祥的甘军、宋庆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来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在做好军事部署后，慈禧在荣禄的支援下，唆使一名御史奏请皇太后和皇上于10月到天津阅兵。京城当时纷纷传言：天津阅兵时，荣禄及其军队将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来废黜皇帝。对此，维新派制定了接近袁世凯的计划。9月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并赞扬他在练兵方面的成就和对新学校的赞助，预授他候补侍郎头衔，暗示他以后可以独立于荣禄行事。此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催袁世凯回天津。袁世凯在两难之时，谭嗣同深夜于华法寺密见袁世凯。袁世凯当时巧妙地回避任何承若，告诫谭嗣同行动不要过于仓促。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似乎是给了他一道秘密诏令，任命他在完成使命后担任直隶总督。当天下午三点钟，袁世凯返回天津，把维新派的全部密谋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五点火车到达北京，入宫面见慈禧太后。后党担心迟则生变，提前了政变的日期。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宣布重新当权“训政”。26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⑨28日“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北京菜市口遇难。“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的豪言壮语响彻了历史的天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也在此被无情地划上了句号。

【参考文献】

①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第195页。

②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42—143,145页。

③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十章，第三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④光绪帝，《明定国是诏》，1898年6月11日。

⑤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15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⑥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第193页。

⑦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15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7页。

⑨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