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回顾中国教育10年减负之路

小编说

中国教育减负，为何越减越累？当《人民日报》回顾“过往10年的减负之路，”才发现，我们所谓的减负，没有抓住根本问题。

而且，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明看来，减负并非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条教师教得有趣、学生学得有效的道路。

那么，中国教育何时能实现减负？“十年之内，难以出现拐点”对于减负的前景，资深校长邱华国虽然给出了有些消极的回答，但他也指出，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对“减负”才可以更理性一些。

回顾十年减负之路：越减越累

从全国的“减负十条”，到地方的“八个严格”“六个不准”“四个禁止”……从严控作业量、考试频率、在校时间，到针对违规行为提出严厉惩治措施，再到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除去国家层面的“减负令”，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减负令”如果统计起来，恐怕早已是成百上千道了。

然而，事实上学生的过重的学业负担没有因文件的增加而减少。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始终在发生，各种拼分怪状、招生乱相倒是层出不穷。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任重道远。

一轮高考改革似乎终于让人可以看到“减负”的希望了。然而，从首先进入“新高考”的两个实验地区浙江、上海近三年来的情况来看，就学生学业负担来看，改变不大。

减负的本质，是抓住新课改的核心

提及减负，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常会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因学习时间过长导致的生理负担过重；另外一个是因各种压力导致的心理负担过重。

很多专家指出，这两种负担的产生其实与“第三种负担”有关，即由学习主体与学习客体相匹配的学习方式的适宜度所引起的负担。

“如同人体消化不良，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可能由于吃得过量，可能由于情绪障碍，还可能是进食方式不当造成。这种学习负担，既有别于客观的认知量负荷，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负担。”有学者分析。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明解释道，换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同样听老师讲课，在有的学生看来，太过简单，吃不饱，可在另外一部分学生看来，则过难，不好理解，久而久之会成为压力，甚至负担。这就需要在看到学生的个体差异的前提下，进行学习方式的变革和优化。

“首先要从课堂突破。就教学系统来说，课堂是学生学习行为发生的最重要的场所，要让学生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就没有过重负担，是实现有效减负的突破口。”

对此，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王健敏教授曾指出，要深化学习方式变革。教学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必须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方式的转型也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

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研究学生学习的规律，是探寻适合学生的学习方式、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学习系统的根本。

高明的老师，往往站在学生的立场设计学习活动，以核心知识的、简明的“学习设计”来促成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当学习变得有意义，负担的概念自然而然也就淡化了。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的误区

文/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邦芬

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包括它的长处和短处。

杨振宁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钱颖一教授和我曾多次探讨过中国教育问题。杨先生多次指出，中国教育对于70-80分的学生比较合适，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不合适。

我们教育部门目前“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在传授知识方面是降低均值，减小“均方差”；而在人的基本素质培养上基本无所作为，在科学素质培养和人的诚信教育上还有所倒退。某种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驰。

第二，负担轻重与否是因人而异的。

学生不是流水线上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世上没有两个人的背景、智力、能力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学业，不同学生感受到的负担会不同。

对一些人而言，现在中学的课程太容易，完全没有挑战性；而对有些人来讲，即使把目前课程进一步削减，他们还是觉得太难。

此外，对于不同层次的大学和不同的专业，要求学生的科学基础也很不相同。因而，我们需要因材施教。

“一刀切”式的减负虽然容易实行，却非常不合理。

第三，对学生面对的压力和负担要“一分为二”。

人生总要经受“几回搏”以后才能成长起来，只要心理压力延续的时间不太长，压力不一定对孩子的成长有害。

我们的媒体报道有很多片面性，总是说美国中学生比我们轻松。实际上，美国最优秀的一批中学生十分拼搏，十二分努力。

与中国最优秀的中学生群体比较，美国最优秀学生的压力和负担可能还要重一些。不同的是，他们的压力和负担很大程度是自找的，而我们的学生很多是家长或老师安排的。

第四，一刀切式的“减负”之所以无效的根源在于我国文化、历史和社会传统，延续到当代演变为人们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强烈追求。

此外，30多年来的独生子女这一基本国策的成功执行以及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使得独生子女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成为“4-2-1”结构家庭关注焦点，这与过去多子女家庭的心态大为不同。

在此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而且，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高考是促进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没有可能被取代的主渠道。

在此制约下，如果不能破解改变“高考独木桥”，不能实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即使中小学课程学习内容再精简，考题再简单，授课课时再减少，学生的负担也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大幅度的减轻（最多消除由于教学不得法造成的负担，减轻大量刷题带来的额外负担）。

在“一刀切”教育模式和高考主导的大背景下，盲目地统一降低课业要求，只是使学生的平均知识水平下降，但并不能减轻学生负担，也无法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因为进入名校（十多年前是进入高校）的激烈竞争基本上是由高考相对选优来决定的。

如何真正落实减负？

从改变学习性质、结构和状态出发

文/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减轻负担，我不赞同减轻课业负担这个说法。我认为，应该从改变学生学习的性质、结构和状态出发。

什么叫性质？从被动到主动学习。现在学生的学习负担为什么重？是因为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结构，就是学习内容不能是单一的，必须是多元的。

既有书本学习，也有实践学习；既有课堂学习，也有校外的学习；既有制度化学习，也有自主的学习。状态，是指学生的学习是有兴趣的，是有效率的，没有兴趣、没有效率的学习负担是无意义的。

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减轻负担，而是改变学生学习的性质、结构和状态，让每个学生每天除了正常的吃饭、睡眠、交际之外，都能过一种有意义的学习与生活。

因此，谈到减负，只做“减法”，没有“加法”是不科学的， 我们要减学生过重的、单一的、单调的、被动的知识学习负担，同时要增加学生长期缺失的社会实践、读书以及个性化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我国何时能实现减负?

文/资深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邱华国

如果要问，中国教育何时能实现“减负”？那可以肯定地回答：十年之内，难以出现拐点。

一方面，“减负”作为系统工程，各种相关影响因素的改变是个庞大而又缓慢的过程。

即使这次新高考能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其效用要传导到中小学的日常教学，没有十年八载不可能。

再说，与综合评价机制配套的考试评价技术支撑，没有十年八载也不可能突破。

因为，这需要相关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支撑，需要建构人才选拔的理论和操作模型，需要有赖于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需要第一手的实验数据的海量的样本积累。

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而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技术，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

假如，有一天，我国的考试评价技术比较成熟，能让评价结果与评价目标尽可能地一致起来，同时其他各种相关因素也能比较协同地促进教育变革，那么，这时“减负”的拐点就会出现。

这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十年不嫌短，二十年、三十年不嫌长。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对“减负”可以更理性一些。

不抱幻想，也不悲观，在紧紧抓住提高评价技术水平这一关键点的前提下统筹兼顾，“积极但不激进”地推进教育改革，这样，“减负”才有望实现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