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个人形象

储世雯
摘要：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白鹿原》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封建社会巨变时的文化冲击和变迁。电视剧中塑造了很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白嘉轩，这是《白鹿原》中着墨最多，内蕴丰富的悲剧性人物。他是传统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文化载体，他的主体角色文化位置，决定他必然会成为白鹿原这个小小的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文化分子。本文浅析了白嘉轩的个人形象，他是传统礼教的代表、是封建文化的忠实维护者、也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族长；与此同时他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尽管白嘉轩身上闪耀着无穷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作为封建社会的栋梁和柱石，但他还是无法逃脱走向没落这一历史命运。
关键词： 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性格矛盾
相关背景介绍
1.1白鹿原写作背景简介
白鹿原是西安周边的一个村子，小说以此命名，主要讲了村子里面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白家人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唯有最后一个陪他终生，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同时鹿三作为白家的长工一直贯穿于小说之中，有两个儿子（黑娃、兔娃），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白家作为原上的大家，一直被认为是仁义之家，白家后人作为族长管理村子里的事物，白嘉轩因前六房妻子均死于非命，娶妻家财破尽，娶了第七任妻子之后重振家族。小说中讲了白孝文、鹿兆海、黑娃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
1.2白嘉轩的个人角色简介
1.2.1作为父亲的白嘉轩
白嘉轩是一位父亲，一位不折不扣的严父。他给孩子们普通父亲一样的爱。特别是对于爱女白灵，更是百般呵护。从反对妻子给白灵缠足、到允许女儿进学堂，一步一步给了女儿更大的空间。可是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有个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 白嘉轩这位父亲就是冷漠的，他的父爱就是扭曲了的真诚。因为白鹿村族长这个特殊的身份，注定了他是个特殊的父亲。他必须按照祖祖辈辈的规矩来培养自己的孩子特别是长子，为以后能顺利地接替他，继续族长的接力。 当一直都走在父亲设计的人生路上的白孝文偏离预设的轨道时，白嘉轩感觉到了世界末日，即使“见死”也“不救”；当接受新思想、不满旧道德、反对父权的白灵选择了一条与父亲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时，被父亲开除出了白家家族。
1.2.2作为族长的白嘉轩
族长，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角色。他是村社各姓的总家长，同时也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白嘉轩就是这样的族长中的一位。象征他族权的是一面锣和一个黄铜钩圈的大门。白嘉轩有权有威，族人恭顺服从。在面对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与共济危难中，白嘉轩这位族长领导全族上下同心协力，干过几件值得称赞的大事。当白狼威胁了白鹿原，是他提着大锣，组织村民进行自救；当干旱威胁了白鹿原，
是他亲自充当马角，带领大家取水自救。族长白嘉轩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就是这个族的魂。他在强大的无法驾驭的自然面前表现出的英雄豪气，让人感受到宗族的强大，从而愿意聚拢在一起，扭结成一个整体，向命运抗争。如果把白鹿村比喻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圆，那么白嘉轩就是这个圆的圆心。他用祖辈留传下来的规矩来统摄这个圆。
白嘉轩个人形象剖析
2.1传统文化、传统礼教的代表
白嘉轩是传统文化、传统礼教的代表，而不是阶级的代表。朱先生所制定的白鹿村《乡约》，只有他忠实执行得近乎迂腐，他一生腰板为何挺得太直，乃是因为朱先生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给他注入了过盛的生命文化底气，他的腰板最后被黑娃打弯，可以视为传统文化的重荷早已压弯了他的精神脊梁。毫无疑问，白嘉轩这样的白鹿原人是传统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文化载体，他的主体角色文化位置，决定他必然会成为白鹿原这个小小的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文化分子。家庭、祠堂，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信仰的理想文化场所。是朱先生使他“先知”，是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使他后行。
从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可以体现出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然而，他对这些女人的记忆却仅仅是新婚之夜的占有。即使是为他坐过八次月子、养了四个儿女的第七房女人仙草，留给他的记忆也不过多了一层死后的孤寂。对他来说， 女人只不过是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剧中田小娥是女人，而且是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如果只以传宗接代的要求来看，田小娥的条件已经足够好了，然而传统文化的没道理就在这里，它既不把女人当“人”，同时又要强迫她们遵守“人”的行事规则。所以，要做人家的媳妇，就必须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要求，小娥不甘“非人”的生活遭遇，便违背了封建礼教，要受处罚，没有人承认过她是白鹿家族的媳妇，却要以白鹿家族的族规来为她定罪；她这个孤苦无告，从未争到过一个人的价值的女人，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甚至在她死后仍然得不到解脱，白嘉轩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此时，“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在他的身上宗法家庭制度反动和“吃人”的一面便体现得淋漓更致。

2.2伦理道德的忠实维护者
在白嘉轩的身上，历史文化早已把他放之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观中，他对儿子孝文严格以“孝”的标准来规范要求，其实与这种家庭、家族的本位思想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客观地带有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继承性。孝文是白家的长子，理所当然要继承父亲白嘉轩的“事业”，即封建家长和宗法族长的社会角色和地址。所以白嘉轩对孝文的教育培养更是尽心尽力。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人格。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言传身教，用心良苦。孝文也的确孝顺，很听话，一步一个脚印按照白嘉轩说的道路迈进。他读四书五经，接受“耕读传家”，为家族利益结婚生子，在宗法祠堂里做族长继承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然而，他并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更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都跟自己的关系。他只是按既定的目标做事，自己的天性和个性都被日常的点点滴滴所掩盖。他似乎注定不会成为白嘉轩那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以他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走向了堕落。他不但毁了自己，也差点毁了白家，他成了家族宗法文化的“不孝”子孙，宗法文化不能原谅他，白嘉轩更不能原谅他。
2.3对“仁义”的全心追求
在白嘉轩的一生中，对儒家文化的追求是其终生的信仰，而控制他的人格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仁义”二字。“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仁”是孔孟诸得之首，它的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强调“人”的存在。白嘉轩虽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的一生都在奉行和追求着儒家文化。在皇帝被废除、时势一下子变得复杂难料之时，造成白鹿村上人心恐慌的主要原因还不是来自城里的“反正”局势，而是来自白鹿原上“白狼”的威胁。白嘉轩带领村民修复围墙并成功地阻遏了白狼的侵扰。这一举措使白嘉轩在有效地行使了自己的族长职责之后，体验到了族长的权威与号召力带来的，也使他明白“仁者得人心而的天下”的道理。这是一个契机，白嘉轩从中找到了自信，也找到了追求儒家文化的有效途径。因为“仁义”并非是人与生俱来的德性，它是人们从儒家经典文化中习得，并被赋予实践的结果。而白鹿原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又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民，每一个家族，渗透过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因而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人们有其独特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其中有些虽然合乎仁义道德规范，但诸如“偷鸡摸狗”之类的不良习气也大量存在。而经过朱先生反复思虑拟定的《乡约》给了处于乱世之中的白鹿村村民一个“过日子的章法”，其关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等方面的内容即在于强调儒家的仁义道德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与约束作用。这部“教民以礼仪，以正世风”的乡约几乎代表了白嘉轩全部的理想，他开始一丝不苟地把这条理想的规约赋之于实践。《乡约》几乎成了白嘉轩们规训乡民、推行“仁义”的乡土教材。白鹿村村民们因了这“教材”的诱导而一个个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白鹿村也几乎成了“礼仪之邦”。白嘉轩更是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启示：在政局动荡之中，唯有“仁义”才是立世的根本、获得人心的有力保障。
然而，白鹿原上风云迭起，政局混乱，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势里，“仁义”是极难坚守的。鹿兆鹏、黑娃们在白鹿原上掀起了一场“风搅雪”，“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和乡约因此被砸碎。白嘉轩无法容忍任何人或事影响、摧毁自己对“仁义”的追求。因此他热衷于修复石碑和乡约，这个行为本身既表明了他的决心，同时也暗含了他的无奈。这一切似乎显示白嘉轩其实力图修复的是在动荡时势里惶恐难安、无所依倚的人心，力图挽救的是被政治运动弄的面目全非、日趋没落的族规乡约。因此白嘉轩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执拗行为虽然有着大丈夫的气概，但同时又富含着悲剧意味。而对儒家文化的强烈依恋使白嘉轩认识不到“仁义”在某些时候实在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他对小娥的态度。在白嘉轩的意识里，小娥不在他的“仁义”德行保护范围之内。因此他对小娥作出了一系列近乎残忍的态度。而最具悲剧意味的是，已成为朱先生的最后弟子，并脱胎换骨、修身养性后的黑娃又一次沦为阶下囚，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而最后一次营救黑娃的失败导致了白嘉轩理想的彻底破灭。白嘉轩无法理解已经学为“好人”、并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黑娃何以被人“容不得”，何以最终仍逃脱不了被枪毙的厄运。白嘉轩一时气血蒙目、万念俱灰，颓然倒下。也就在此时白嘉轩发现自己毕生所追求的儒家精神早已千疮百孔、不济世事；而其“仁义”理想的大厦不堪世俗的重负在那一刹那轰然倒塌。
3.白嘉轩性格的两面性分析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具有多重对象性关系的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就在于多重对象性关系之中；人的本质就是人在多重对象性关系中对自由的追求。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永远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人既在追求目标，又在制造枷锁，为自己也为他人。这就是人的现实存在的悲剧的两面性。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提到的：每个历史阶段的人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又同时是剧作者。白嘉轩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这既体现了生活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更暴露了儒家传统的两面性，尤其显示出白嘉轩由儒家传统塑造的人格、人性的两面性。
3.1性格内涵分析
《白鹿原》把白嘉轩放在惊涛骇浪的历史背景中去刻画。作品抛弃了传统意识形态教条，从文化存在角度，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的角度，把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把一个勃勃躁动的灵魂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艺术世界之中了。白嘉轩是一个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典型人物。首先，是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他的农民的社会地位，这就决定了他对土地的依赖和迷恋，也决定了他的农民意识，积极的和消极的。其次，是他的家族传统。这方面，对白嘉轩的性格和人生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的至少有两点：
其一，是白家一个槐木匣匣的“故经”，即白家由败家到中兴的历史故事所蕴涵的发奋图强的精神。传递这个故事成了白家的一个家规，而且影响着白鹿原人的精神世界；其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即白家立家、立身的“纲纪”。由白嘉轩上溯五辈，大约是白家家道中兴的一个纪元的开始，那位先人白修身在贫困冻馁中读书考得文举，重整家业，重修族规，从此，白家“无论家业上升或下滑，白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白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的族规所建立的威望是贯穿始终的”，从而在这过程中也留下了“白克勤”的名字和事迹。由此，白嘉轩的爷爷、父亲同盘龙镇中药收购站的掌柜吴长贵的那种深情厚谊，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及白嘉轩同鹿三那种“一家人”的情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正是因此，他们之间的那种经济关系被掩盖了；再次，就是白嘉轩的社会角色：族长。他那凛然的气质，他对自己人格和威望的维护都来自于此。朱先生的妻子、白嘉轩的妹妹曾对白灵说“你爸苦就苦在这一张脸上，孝文揭了他脸上一层皮，你接着再揭一层。”这里的“脸”即指族长的面子和威望。白嘉轩一生有四件“壮举”：其一是     “鸡毛传帖”，发起“交农”运动；其二是大旱之年充当“马角”为民祈雨；其三是修祠堂，立“乡约”；其四是造塔镇“妖”。这是四件性质不同的事，但都是与其族长地位有密切联系的，而且也为其性格的显露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构成其性格内涵和生命运动轨迹更深刻的内在因素还在于其文化背景，即其代代生存与其中传统文化土壤。这其中包括他的农民地位、传统承袭和族长社会角色，而更直接更重要的还是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上述因素也铸造了白嘉轩顽强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精神，他那“又直又硬的腰杆”既是其族长权威的显示，也是其人格精神的象征。由此可以说，白嘉轩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宗法文化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他的身上包容了儒家传统正面和负面的丰富价值内涵。
3.2双重性格分析
白嘉轩以他“神像”一样的君子型人格面具换得世代族长的德高望重，白家先人由经验积淀下来的忍耐、自律、自强及一整套力身纲纪不需要他太多的学习便能继承下来，以后浸染日深，由习惯而变为本能。
首先，他心胸开阔，忍耐自律。在他的一生中，以得报怨是他在心理上战胜对手的法宝，他对黑娃是如此，对鹿子霖入狱的态度也是如此，他的目的是“让所有人看看，真正的人怎么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

其次，谨守修身治家的伦理纲常。他的立乡约族规教化乡民，孤心苦诣要把儿子培养成“白嘉轩第二”等等都是具体的表现。儿子白孝文起初的不幸正是由此而起。他禁止黑娃与小娥进祠堂，两次惩戒伤风败俗事件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姑息，面对小娥鬼魂的威胁也凛然不惧，坚持把小娥骨灰压于塔下，让她来世不得翻身。如此这些充分体现了他誓死谨守伦理纲常。
第三，白嘉轩身上集中表现了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他的生命历程布满了踏实奋斗的足迹，面对饥谨天荒并不悲观，他坚信“天杀  我们不能自杀”，尤其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他打发走了母亲儿孙，自己誓与天命抗争到底，直至妻子染病身死，他也未有丝毫颓唐，每夜在鹿三的马号里吼唱悲壮慷慨的秦腔。他的这些行为都在自觉地阐释者传统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条。
然而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压抑的他失去了他的“自我”和“本我”，于是他所秉持的传统观念既铸造了他人格中的种种优点，同时他的身上也具备了一般人不曾具备的文化残忍性格。白灵冒死参加学生救护队，不同到城里找他的白嘉轩回白鹿原，白嘉轩骂白灵是“海兽”，成为革命者的白灵理所当然的拒绝包办婚姻，白嘉轩为了那张“脸”，当着族人宣布：“白姓里没白灵这个人，死了！”并从此把白灵的名字从家庭和家族中抹掉了。白孝文被鹿子霖引入歧途，白嘉轩残酷地对其施“家法”，并强迫分家，促使白孝文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大饥荒年月，白孝文沦为乞丐，濒于死亡的边缘，白嘉轩仍无丝毫的怜惜之情，只是在白孝文当了县保安团营长以后回原祭祖时白嘉轩才重新接纳了他，因为“白嘉轩从族人的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  
因此，可以说，尽管白嘉轩身上闪耀着无穷的人格魅力，尽管他作为封建社会的栋梁和柱石，他还是无法逃脱走向没落这一历史命运。他的悲剧是传统伦理道德与现实境遇冲突的悲剧，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他妄想做这历史急流中的一隅顽石，于是他被冲跨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小说最后白嘉轩的哭，正是在为属于自己的文化无情地死去而哭。总之，白嘉轩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宗法文化造就的一个人格典型，也是当代小说中悲剧人物空前的、独特的塑造。
4.总结
    白嘉轩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反映了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巨变下的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落后的东西必然推陈出新，如何在当今快速变革的时代坚守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不在发展的浪潮中迷失，同时又能够海纳百家之长、为己所用，是我们都应该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