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生哲学
——庄子哲学
一提起庄子,大家会想到“庄周梦蝶”,会想到庄子的自由与浪漫。
庄子何其人也?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庄氏,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亳州蒙城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庄子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在唐开元二十五年庄子被诏号为“南华真人”,后人即称之为“南华真人”,庄子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 《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其文章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庄子是我国战国时代的思想巨匠,也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的人生哲学建立在“道”的范畴之上,从以“道”为根本的宇宙本体论出发,庄子从精神追求、处世心态、生死观念等不同方面阐述了其对人生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一提起“道”,我们首先会想到《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那么到底什么是“道”呢? 就最初的含义而言,“道”字原指具体的道路。但经老子的发挥,作为具体道路之表征的“道”被赋予了宇宙本根、世界本原,以及无限性等含义,原为普通名词的“道”也由此而被提升为具有形上学意义或本体论地位最高的哲学范畴。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并作了充分的改造与发挥。在《大宗师》篇中,他对作为“生天生地”之本根的“道”作了详细的描述: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作为宇宙之本体,“道”虽悠然寂静,不见形象,不可感知,不可言说,但它却有情有信,具有实在性,在天地产生以前就真实地存在着,并成为天地万物的本根和存在的根源。相对于天地万物而言,“道”作为本体具有超越和永恒的意义。在肯定“道”的超越性意义和本根性地位的同时,庄子也将其内化而成为其人生哲学理论赖以立论的根据和基础。在庄子看来,作为本体的“道”虽然表现为对现象世界的超越,但它并不是一个脱离现象世界的抽象的独立实在,而是内在地显现于万事万物之中,是万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内在因素。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体现着“道”的品性,“道”也通过宇宙万有展现着自身的存在与特性。“道”与万物即内在即超越,超越性与内在性在终极意义的“道”上体现出了统一,追求超越的依据不在外而在于内。内在性即蕴含了超越性,超越是“内在超越”,反身内观,即可明见大道。在庄子那里,个体存在与永恒的宇宙自然实在互相交融,道与人生、宇宙本体与人生追求紧密相联,道的本体论意义正是为人的个体存在提供了一个终极性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为人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种本原性的依托和保证。可见,庄子的本体论为其人生论提供了前提基础,由本体论出发,庄子开出了他的人生理论。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
——《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现实的人生总是被外物所累。世俗之事即为人之樊笼,驱使人们为私己之利勾心斗角,束缚着人的心灵,人在世俗的桎梏中永远不可能有心灵的宁静和幸福。
“(人)一受其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之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齐物论》
正因为如此,庄子主张超脱于世俗名利是非之,摆脱现实中的种种苦闷,追求一种理想的“逍遥游”式的自由境界。逍遥游是庄子的精神追求和生活理想,是他极力推崇的自由观,也是其人生论的核心内容。在《逍遥游》篇中,庄子先后描绘了:“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翱翔于蓬蒿之间”的斥鹅、“御风而行“的列子、对是非荣辱无所感觉的宋荣子。但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游“仍要为外物所累,受各种条件的束缚制约,仍犹有所待,没有达到逍遥之境,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则是超脱“有待”之状态:
“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逍遥游》
“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旷琅之野。”
——《应帝王》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 ——《齐物论》
只有游于无穷,超脱有限的世俗世界,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达到“无待”之境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逍遥”之游。
在纷纭的现实之中,如何才能达到“逍遥”之境,游“心”于无穷呢? 庄子认为,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达到理想的“逍遥”之境,最根本的是要做到“无己”,即泯灭物我的对立,忘却社会、人牛及自身的存在,从精神上超越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
“无己”即是“无所待”也是庄子所追求的“道”、“我”合一的理想境界。但是庄子认为,要实现“道”与“我”的合一,需要有一个修养的过程,即“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即是指虚心以得道。
“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间世》
虚即是心斋,虚才能得“道“。“心斋”即是要摈弃心官知觉,通过集虚达到与“道”的契合。所谓“坐忘”,就是要: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大宗师》
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忘却自己,无心无情,对内忘记自身之存在,对外不识有天地之万物,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达于“无所待”之境,游于无何有之乡。
庄子追求的自由是精神性的、想象性的绝对之自由,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理想之境。其勾画设想的逍遥游的美妙境界,也仅仅是“游心”,是精神世界的遨游。庄子虽然力图从精神上超脱现实,但是,作为生存于世的个体存在,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之中,不可能完伞摆脱世俗之累。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与人生,如何顺时应势,在矛盾丛生的险恶环境中得以 “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成为庄子人生哲学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为回应这一问题,庄子提出了“安时处顺”、“与时俱化”的“游世”哲学。在庄子那里,“游世”的本质并不是要超世或遁世,而是顺世,“随”、“顺”是庄子“游世”哲学的重要特征。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大宗师》
“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 ——《外物》
在庄子看来,在动乱的战国时代,才与不才都难以全生葆真。成材的大树,因其材大而被伐;不鸣之雁又因其不呜而被烹,只有处于“材与不材之间”,随俗应变,与世浮沉,才能避害保身。
“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乎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山木》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养生主》
不计毁誉,或现或蛰,顺其自然而处世,因着时序而变化,凡事无可无不可,以合于道为原则,以无为取有为,就不会有外物之累患。
从表面上看,庄子的“游世”哲学主张随顺勿逆、无为无用,被动地适应社会,否认人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摒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但是应当看到,庄子的顺世并非真的消极避世,并非真的与世俗合流,他所谓的“与时俱化”,“安时处顺”,并非真的与世俗合流,而是为了让人在是非莫辩、争名逐利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是让人不要在纷纭变幻的世界中失去自我;其所谓“不争”,也是从人的生存来看待不争,是要以不争止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此而言,在庄子哲学中,“游世”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游世”一种顺随自然本性的生存状态,是合乎于“道枢”的处世准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存方式。
生死问题是人生的重要问题,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在庄子看来,生死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由天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人只能随顺万物之变化,达观超然地对待死亡。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大宗师》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达生》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德充符》
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生死不仅象自然现象一样普遍平常。而且生死又是相通,融为一体的。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
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开始。人的生命是气的聚合,气聚合为生,离散为死。生死变化之本质乃是气聚散之变化。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至乐》
人开始本来无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无所谓形体,没有形体更无有气。生命的形成只是因为有气之变化,形由气生,生由形显,犹如春秋冬夏四季交替运行一样。
生死既然是气之变化,是“命定”之事,那么面对生死,人就不应惴惴于心,而应超然豁达,因顺自然,善生善死,坦然面对。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成然寐,遽然觉。”
——《大宗师》
《庄子·列御寇》篇记载:庄子将死之时,他的弟子准备隆重厚葬,庄子却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日:“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面对死亡,庄子的表现超然淡定、豁达乐观极富浪漫之色彩。
庄子以气解释生死变化,把生死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变化过程,批判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忧虑,主张超脱生死,主张用理性克服感情的痛苦,反映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因而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主张人对待生死完全顺其自然,无所作为,又含有悲观任命的成份,就此意义而言,庄子的生死观町以说是悲观与乐观、积极与消极的统一。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历史地、具体地形成的,其中既包含有许多超越性的、有益的、具有启发性积极因素,也蕴含有一些宿命颓废的消极成份。对庄子的人生哲学,我们应当辨证看待,应当充分吸取其超时代性合理因素,化消极为积极,使其为现实人生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示,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