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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围城》中孙柔嘉的形象
作者:郭建辉 发表时间:2015年03月13日 浏览量:37 分享到空间
浅析《围城》中孙柔嘉的形象
定远县仓镇中心学校 郭建辉
摘要:《围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著,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女性形象和文人形象的画谱。它集中而深刻地刻划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从而反映了深广的社会文化内容。作者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全无雷同之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形态性格,其中孙柔嘉这个女性在主人公方鸿渐生命中有着与其他女性不同的特征。但是作者并不是仅仅写出了她的故事,还写出了她的性格形成的根源,并把形成特征的文化挖掘了出来。本文以婚姻态度为出发点,对多个女性进行了阐释。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是新的,但本质上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男婚女嫁的观念,还是充当了传统婚姻的牺牲品。下面本人就本文中孙柔嘉的形象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围城》 孙柔嘉形象 文化
一、善用智慧的女性形象
在《围城》中,孙柔嘉是仅次于方鸿渐的人物。如果仅从故事的层面看,《围城》主要写了方鸿渐和周、鲍、苏、唐、孙五位小姐的故事。周小姐很早去世,并未在故事中实际出现。她与方鸿渐的定婚从改变生活道路的角度对方鸿渐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对方鸿渐思想、情感本身的影响却近似于无;方鸿渐在回国途中被鲍小姐所诱惑,是典型的灵肉分离;在上海与苏小姐周旋,始是因为空虚,后来则是为了接近唐小姐,是一个他可以走进而不愿意走进的世界;唐小姐是方鸿渐真正动过感情的人,却可望不可及,是一个他想进入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剩下的就只有孙柔嘉了。孙柔嘉虽然到故事的第二部分快结束时才珊珊出场,但一直活动到故事结尾,且越到后来越走入故事中心,到故事最后一部分,占据中心舞台的其实只剩下她和方鸿渐二人了。
在书中,孙柔嘉是一个有“有心计、善经营”的女性。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机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渐相当需要一个象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们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姑母的居高临下同样令方鸿渐无法消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结婚实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围城》中也曾有过类似描写:“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他的老子或哥哥。[i]”结婚后更不必说,三姑六婆的搬嘴,“内阁高参”的指导,无不有机会闹一场夫妻吵架。从这些来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
还有人把她和唐晓芙联系起来,说唐晓芙是结婚前的孙柔嘉,孙柔嘉是结婚后的唐晓芙,则将她在作品中的作用延伸到作品的前半部,影响更加明显了。在《围城》中,“围城”意象虽被引申为可以覆盖人间万事,但最初的出发点及故事中的实际描写仍集中在爱情、婚姻方面。比较爱情与婚姻,重点又在后者。在《围城》中,实实在在描写的“围城”主要只有婚姻家庭这一座,而这座“围城”的主人就是孙柔嘉。有人说《围城》表现“两性间势均力敌的矛盾冲突”,能担此重任的,在女性方面,也只能是孙柔嘉。所以,理解孙柔嘉,就成了理解“围城”意象、理解《围城》话题和语义的关键。
二、独立意识善于维护自己权益,工于心计、虚伪的女性形象
孙柔嘉在故事中出现的时间正值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恋爱失败之后。她最初给人的印象很平常。大学本科毕业,相貌一般,第一次出门做事,没说太多的话,怯怯的和一般女子没有什么区别。但以一年轻弱女子能在战乱之际随几个并不太熟悉的人远去千里之外的内地谋事,多少透露出她的勇气与坚韧。方鸿渐开始曾感到这么长途跋涉去内地带着一个女子肯定麻烦、不方便,可一路上,包括到三闾大学之后,她不仅没有成为别人的累赘,反而作了些别人无法作的事情。在三闾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也处得不比别人差。最后还成功地俘获了方鸿渐。但和方鸿渐结婚以后,二人便争吵不断。至故事结尾,孙柔嘉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离去,方鸿渐在想好去内地的计划后死一般睡去,他们短暂的婚姻实际上已走到尽头。平心而论,他们婚姻的最后破裂,责任不能全归孙柔嘉。在远去湖南的路上,孙柔嘉固然一见面就倾心方鸿渐;而方鸿渐同情她以一弱女子仍在战乱时期远离亲人到他乡谋生,一念温柔,种下情种,说明他们的婚姻并非毫无基础。在方鸿渐因与唐晓芙恋爱失败而极度痛苦的这段岁月,孙柔嘉的出现并走进他的情感世界对他痛苦的平复并从中走出来不能说一点没起作用。结婚之后,夫妻口角,她有不讲理的时候。如在香港遇苏文纨,无端地受了气回来和方鸿渐大吵大闹,逼得方鸿渐也说了很绝情的话。但方鸿渐不讲理的时候也不少。如他在孙柔嘉姑母家受了气回家路上和孙柔嘉大发其火的那回。在孙柔嘉与方鸿渐父母家的矛盾中,方鸿渐夹在其中很不好受;在方鸿渐与孙柔嘉姑母的矛盾中,孙柔嘉夹在中间有时也很为难。应该说,孙柔嘉是爱方鸿渐的,是爱他们那个家的。比较之下,倒是方鸿渐有些保留。比如和鲍、苏、唐几位小姐的关系,他虽在孙柔嘉的追逼下交待了一些,但也“见机藏匿了一大部分”。即使结婚后,他有时也还会想到唐晓芙。那么,是什么缘故使孙柔嘉仍不能完全得到方鸿渐的心?仍使方鸿渐感到她是他的“围城”?
他们婚姻的基础一开始就不十分牢固。方鸿渐爱的是像唐晓芙那样的清纯女子,而孙柔嘉恰恰不属于这种类型。杨绛先生曾说,《围城》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唯独孙柔嘉,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和她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但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ii]她初遇方鸿渐,正是后者恋爱失败、事业不顺、心里最空虚的时候。她如赵辛楣说,像一条大鱼,很有心计很有耐心地张开大口,等待对方落入自己的口中。俘获方鸿渐是她的成功,但也表明他们婚姻缺少坚实的基础。那些使她成功的小心计恰恰成为他们婚后不和谐的种子。
读者对婚前的孙柔嘉印象一般也不好,作者按排赵辛楣提示方鸿渐、同时也提示读者孙柔嘉工于心计、长于阴谋。赵辛楣在去三闾大学的船上就“先知先觉”地对方鸿渐议论孙柔嘉说:
“……唉!这女孩儿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在赵辛楣从三闾大学走后,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弱地说:“赵叔叔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浑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
“爸爸写信来问……”
……
方鸿渐、孙柔嘉订婚后在香港遇到赵辛楣,赵辛楣又对方鸿渐说:
“我不是跟你讲过,孙小姐这人很深心么?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来,她煞费苦心――”
顺着赵辛楣的提示,读者回想孙柔嘉的种种表现,便会觉得孙柔嘉刁滑阴险、富有心机、最终才把方鸿渐捕入婚姻圈套。孙柔嘉第一次与他们见面时,“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也像是一种伪装,至少是一种做作。她那张平常看来并无修饰痕迹但其实却是件“艺术作品”的脸,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她在恋爱问题长于作伪。
像“张开了口”的“鲸鱼”一般可怕的孙小姐对方鸿渐早就“有了心事”、有了爱情。她时常请方鸿渐拿主意,更是以弱取胜的阴谋。
孙柔嘉不直接表达爱情,而是创造各种机会让方鸿渐先表达感情。孙柔嘉最为人不齿的莫过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总以弱者的面目在方鸿渐面前出现,表达自己无助的感受:
“怕死我了!……我真不会教呀!……我真不知道怎么教法,学生个个比我高大,看上去全凶得很。” “我什么事也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iii]
这是孙柔嘉有意做作、以弱取胜地来诱骗方鸿渐入套。
孙柔嘉为人不齿的第二件事是,借助外部力量促成方鸿渐确认婚事。她对方鸿渐假说有人写信给爸爸造自己和方鸿渐的谣;李梅亭、陆子潇出现的时候她又“伸手拉方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尽管从没有与方鸿渐商量过婚事,却当着李梅亭、陆子潇的面“迟疑地”对方鸿渐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这楚楚动人、小鸟依人的温柔,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暗示,加上前已有陆子潇“情书”的旧案,让方鸿渐对孙小姐的“谣言说”深信不疑,且产生了一种与孙“同仇敌忾”的心理。孙柔嘉正是充分调动了“谣言”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造成一股“人言可畏”的庸俗力量的压力,加之前面以存在的李梅亭、陆子潇之流有关的事实,使方鸿渐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协同作战”的责任感,极大地缩小了两人间的心理间距,似乎已成“自家人”了,孙柔嘉成功地借助外力捕获了自己的爱人。她真切地意识到了悲剧命运危机的存在,并且也拥有了通过主动抗争赢取人生幸福的勇气。
但这并不是导致他们婚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管孙柔嘉在接近方鸿渐时用了多少小心计,那都是一般女孩子追求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时可能采取的,于方鸿渐并无歹意。导致方鸿渐和孙柔嘉婚后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是方鸿渐觉得孙柔嘉在限制他的自由。如前所述,方鸿渐与孙柔嘉最初的心灵撞击是在去湖南的船上,说孙柔嘉孤身一人远去他乡挺值得同情,赵辛楣说他一念温柔种下情种。本是怜香惜玉,要作一回护花的骑士,但订婚一个月,就感到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孙柔嘉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的弱女孩儿,她不仅很有主张,而且坚持用自己的主张去影响别人。“虽然自己没有被她训练得驯服,但对她训练的技巧甚为佩服。”他们婚后的第一次直接争吵发生在回上海的路上。途经桂林,邂逅赵辛楣。他乡遇故知,方鸿渐非常高兴,马上要去看他。孙柔嘉有些不乐意,方鸿渐还是去了。接谈极洽,回来晚了些,孙柔嘉大不高兴。本来,孙柔嘉认识赵辛楣在先,方鸿渐认识赵辛楣在后;在去湖南的路上,孙的家人托赵辛楣照顾她,她一路上也称赵辛楣“叔叔”,这次他乡相遇,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去,方鸿渐去她是不太有理由反对的。她之不乐意方鸿渐和赵辛楣来往,一是因为当初她在船上偷听到赵辛楣说她像一条大鱼张开口等着方鸿渐的话,知道他一开始就看出了她的心计,心里有了过节;二是她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占有欲。后来到上海,她姑母曾私下传授她:“柔嘉,男人像小孩子一样,不能spoil的。”其实,孙柔嘉用不着传授,她早已无师自通。她视丈夫为自己的私产,一结婚就要对方时时守着自己,不能再有自己的世界。她曾多次追问方鸿渐在她之前和苏文纨、唐晓芙的关系,虽声言自己不会吃这种陈年老醋,但方鸿渐从她的脸色上还是庆幸自己藏匿了一大部分。觉察到这种对自己私人空间的肆无忌惮的侵占,方鸿渐逐渐积累起心中的不满。因为妻子就要疏远朋友,这难道就是结婚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不满到上海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方鸿渐重回上海的生活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方鸿渐们已经成了亡国奴。生活在孤岛般的租界,靠赵辛楣的关系才在报馆找了个资料员的差事,感觉如在牢笼。父母一家也从老家逃到上海,家境大不如前,而乡间土绅士的脾气依旧。夹在孙柔嘉和自己的家人中间,他不仅为难而且还自觉有失脸面。另一方面,在家里孙柔嘉工作比他好,挣钱比他多,说话自然比他更有底气。无端地又冒出个孙柔嘉的姑母,她更是个有专制瘾的人物,在洋人开办的厂里当人事科长,习惯了假洋鬼子对自己同胞的颐指气使自幼宠爱柔嘉,这次又替孙柔嘉买了套嫁妆,自然更觉得有权干涉孙柔嘉和方鸿渐的家事。姑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地瞧不起。几种力量合在一起,方鸿渐深切感到环境的压力,感到自己生存状态的恶化。他曾自嘲地对孙柔嘉说:“哎,像我这个倒霉人,倒应该养条狗。亲戚瞧不起朋友也没有,太太———呃———太太容易生气不理人,有条狗对我摇摇尾巴,总得世界上还有件东西比我低,要讨我的好。”偏他是个不太愿意受委屈的人。反抗大环境没有能力,也找不到明确的对象,孙柔嘉就成了感受中压迫他的环境的最近切的代表,自然也成了他反抗和发泄的对象。“今天真是晦气的日子!只好回家,坐电车的钱也没有,一股怨毒全结在柔嘉身上。假如陆太太不来,自己决不上街吃冷风,不上街就不会丢钱袋,而陆太太是柔嘉的姑母,是柔嘉请上门的———柔嘉没请也要冤枉她。”这是方鸿渐就要和柔嘉彻底闹翻前的心理活动。他视柔嘉为“围城”,并决计从这一“围城”中冲出去,显然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了。
读者对结婚后的孙柔嘉印象一般也不好。她在方家的表现也说明她不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媳,和方鸿渐的爱情破裂也说明她不是一个好媳妇。
杨绛女士那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可以代表这种印象:“……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三、陷入“围城”无法摆脱的旧式思想女性
不得不承认,孙柔嘉其实是一名非常勇敢的女性。她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禁锢,主动追求个人的人生幸福。她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她的思想境界过于狭隘,抗争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在这一点上,孙柔嘉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中的子君其实颇有共通之处——同样敢于在行动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幸福;却同样在追求成功之后陷入新的困境。由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在评价子君的悲剧时说:“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剧的起点……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是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子君追求的,只不过恋爱婚姻自由。奋斗的目标实现,就把狭窄的小天地当做整个世界,把小家庭生活当做整个人生意义。这样,人的性格也就必然会变得庸俗空虚、胆怯虚弱,爱情也因此渐渐褪色……”虽然相对子君而言,孙柔嘉的自我解放意识似乎并不那么强烈。但却正是这种狭隘的畸态幸福观,使得她的抗争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消极的意味:因为她越是奋力抗争,她就会在错误的人生选择里走得越远、陷得越深。在她的世界里是以她自己为圆心,以她的实际功利为半径划出的“围城”。她并不真正理解方鸿渐,也无法走进方鸿渐的精神世界。她也从未想到过要做这种努力,而是一直在设法怎样将方鸿渐封闭在自己的“围城”中。这使他们在精神的最深层次互相隔阂,彼此都觉得对方不是自己婚前所要的那个人,方鸿渐视孙柔嘉为自己的“围城”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束语
人生是围城,婚姻也是围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也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作者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群女性知识分子。他在《围城》初版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通观小说,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诙谐幽默的语言特色,描写了在抗战环境下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的彷徨与空虚,以及她们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她们的懦弱、虚荣、自私、功利以及欺骗性被钱钟书一一嘲讽。
总之,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杰出的幽默艺术与讽刺才能。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小说中的几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影子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许多人仍然在爱情、婚姻中被围困或逃离。作品在我们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