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触充盈其间的科学精神
——《邓稼先》解读
王剑平
【摘要】杨振宁先生为向公众介绍他的挚友邓稼先，表达他的思念之情，写作《邓稼先》。细读《邓稼先》，却可以发现这样的特质：作者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依据事实作出合理断言，运用富于理性的语言，表现出浓郁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读者意识 合理断言 理性语言 科学精神
【正文】
《邓稼先》是科学大家杨振宁先生所写的纪念性文章，被选辑在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作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公众介绍他的挚友邓稼先，借以表达他的思念之情。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更不同于一般写人的记叙文”[1]，其特质在于：作者拥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基于事实做出合理断言，富于理性地使用语言，其间洋溢着科学精神。学生学习《邓稼先》，不仅要了解“两弹元勋”邓稼先，体会作者的思念之情，更要充分感触充盈其间的科学精神。
一、清晰明确的读者意识
科学精神是一种价值取向，是抽象的，需要通过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表现出来。而且，科学精神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写作上，作者清楚自己“想写什么”、“想怎样写”，“不仅受自己主观愿望的制约，还受制于心目中的对象，这就是读者意识”[2]。将这种意识贯彻到文章写作的材料选择、行文处理之中，这就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要求，邓稼先其人其事一直鲜为人知。而且，要理解邓稼先所从事的“两弹”工作及其意义，则更需要相当高深的专业知识。这是一般公众难以企及的。要在报纸这样的大众传媒上介绍邓稼先，拟定什么样的角度、选择哪些材料，让世人便于理解、易于理解，这是作者杨振宁必须考虑的。虽然，杨振宁说：“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3]，但是限于公众传媒和文章受众的客观需要，他对之进行了大胆的剪裁取舍，没有对邓稼先的生平事迹和巨大贡献作详细介绍，而是选择几个既能为公众所理解、又能实现写作目的的角度叙写邓稼先。如第一节《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作者将邓稼先工作的历史意义，放在一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近代史中进行高度评价。再如第三节，作者从普通人易于理解的性格、为人入手，对自己熟识的《邓稼先与奥本海默》进行比较，得出了“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的结论。这样写，绝不是因为“分隔大洋两岸二十余年，对邓稼先工作的具体情况不可能很了解，掌握的材料不会很多”，而是作者清晰的读者意识的体现。
作者不仅在材料选择上具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在行文思路和形式上也注意到普通大众的传媒阅读习惯。《邓稼先》分节行文，每节均用小标题标示出相应的内容要点，给人提纲挈领、一目了然之感。对于公众不太熟悉的《吊古战场文》和那首“五四”时代的歌谣，作者用自己的感受做引导，读者只要结合自身的中国地理和历史相应知识，也完全能够理解邓稼先身上所体现的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民族脊梁。
二、基于事实的合理断言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得出结论，作出判断，要有相应的事实基础，要靠相应的证据支撑，即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语），合理断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就体现在其中。不根据事实妄下断言，妄作判断，就违背了科学精神。杨振宁先生在《邓稼先》一文中淋漓尽致地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方法和态度。
在课文第一节，基于1898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的史实，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在第二节，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qing弹”事实中，作者做出这样的主观判断：“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还是在第二节中，杨振宁在如数家珍般地叙写邓稼先的重要人生节点之后，由衷地赞叹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种基于事实得出结论的思想方法，在文中还有很多的例子。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其科学精神，这是绝佳的课程资源。
三、富于理性的语言表达
“语言跟着思维走”[4]。在《邓稼先》一文中，杨振宁先生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语言运用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遣词用句准确、严谨，较少使用形容词，几乎不用比喻、拟人之类的修辞，多有客观、冷静地记叙，少用直抒胸臆、情感渲染的抒情。
在第一节中，没有进行全面的考证，仅有部分史实的支撑，作者使用推测语气较强的词语“恐怕是”、“可能是”来做出判断。在第三节，为了说明与邓稼先之间“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作者用词非常简洁准确：“同学一年”、“又是同学”、“曾住同屋”。在第四节，面对谣言，作者十分冷静、客观地记述科学家邓稼先的反应：“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当挚友邓稼先写信告知事情真相的时候，作者内心产生“极大的感情震荡”。面对这“极大的感情震荡”，作者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情感渲染、铺排，而是客观地表达成：“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这是将科学理性转化为严谨的语言形式。
另外，遍布全文的时间节点、时间段，也形象地展示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一些时间节点，作者将之精确到“年”，如“邓稼先1924年出生在……，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如“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siren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些时间节点，作者将之提升至“月”，如“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
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作者则将之精确到“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qing弹”，“（1986年）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
对于一些时间段，作者辅以相应的时间副词、延续动词（见着重号）进行精确表达，如“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由此，作者训练有素的科学思维可见一斑。
当然，文章不是无情物。科学家也有感情。科学家写文章除了昭告真知，也会诉诸真情，只不过出于职业习惯，他们会将这种真情潜藏在客观、冷静的言语表达之中，似无作家那般热烈、形象和直接，即所谓“爱之愈切，知之愈真”。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总体目标与内容”中明确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是语文课程的目标之一。然而，科学精神绝不仅仅蕴含在科技作品之中，其他作品如《邓稼先》也有蕴含、也有体现。科学精神的培养，也绝不仅仅依靠“阅读科技作品”去实现，阅读其他作品如《邓稼先》也能实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语文教学的全过程，我们要秉承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思想方法！
【参考文献】
[1][3]人民教育出版社 等.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教师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4,15．
[2]荣维东.交际语境写作[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6：202．
[4]朱光潜．天资与修养——朱光潜谈阅读与欣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46．
作者：王剑平 身份证：51022119680706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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