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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根源探析
作者:朱仕兵 发表时间:2015年12月04日 浏览量:61 分享到空间
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根源探析
安徽省舒城县周公渡中学 朱仕兵
摘 要:《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是一个被伪善社会所扼杀、被个人激情所毁灭的悲剧人物。她将自己的追求寄托在真挚的爱情里,企图寻找一条道路来彻底解放自己和人格,这种爱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为此,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她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还有她最心爱的儿子以至于她整个生命。安娜用她的真情演绎了一幕惨烈的悲剧,原因何在?本文试从社会因素、安娜自身原因以及爱情幻灭这三个不同层面来探析造成安娜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个性解放;爱情悲剧
前 言
在众多的文学人物画廊中,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安娜是灿烂群星中的一个,也是作者笔下最为丰满、深刻的艺术典型,也是一个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内涵的悲剧形象。作为一个受到新时代西方思想冲击的俄罗斯优秀贵族妇女的典型,安娜有着炫目之美,她典雅、妩媚、聪慧、质朴、诚挚、热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敢做敢当的性格,其思想、感情、品德、才智都远远超于一般贵族妇女之上,是一个内在美与外在美高度统一的迷人形象。安娜挣扎在贵族社会虚伪的污泥里,极力想得到超脱,她追求“整整的人的生活”,[1]在她心目中,妇女不是被玩弄的对象,不是男性生活的点缀品,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感情,有渴望,有人格,有尊严。作家花了大量的笔墨写安娜体态和精神的美,不是偶然的。安娜的美,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以及作品人物,特别是安娜本人的命运,都是有重要作用的。鲁迅说过,悲剧就是将美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如果没有安娜的震撼人心的美,便没有伏伦斯基跟安娜的爱情,便没有卡列宁家庭的破裂,更没有安娜悲剧结局一百年来带给人们深深的震撼!
当我们向安娜的美倾于由衷的叹赏时,我们不能不为其悲剧的结局痛心疾首。如此一个优美动人的女性,她的要求不过是真挚的母爱与情爱,这个正当的生活权利,却被冷酷无情的贵族社会剥夺了,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奢想。
这到底是为什么?本文要从社会因素、自身因素和爱情幻灭三个层面探讨安娜悲剧的根源。
一、 社会因素是造成安娜悲剧的根本原因
安娜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而不得,最终选择了死亡。安娜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这个社会把她生存下去的一切道路都给堵死了。
(一)卡列宁作为沙皇制度的代表给安娜以致命的摧残
代表贵族社会官僚集团的卡列宁,是这个旧社会道德的代表,他和安娜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只是一般夫妻之间的关系破裂,而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腐朽封建阶级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安娜还在毫无爱情经验的少女时代,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官僚卡列宁。他们的结合是当时贵族社会庸俗的门第观念支配下的产物。安娜的姑妈之所以看中卡列宁,无非是卡列宁虽已中年,但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还有飞黄腾达的时候,因此他们家庭的不幸,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畸形社会所造成的,可以说这正是安娜悲剧的萌芽。婚后的安娜也极不幸。卡列宁是一个没有一点人类的活的感情的纯理性的人物。在两场赛马之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卡列宁明知安娜所关注的是伏伦斯基,他却高谈阔论起来,以此来掩盖他内心的烦恼和不安,这使深深了解他的安娜十分讨厌他的虚伪言词。当伏伦斯基被掀下马来,安娜对她所爱的人表现了巨大的关心,甚至举止失措,大声惊叫起来。此时的卡列宁,连起码的人类嫉妒心都没有了,她只觉得安娜的举动有失检点,没有顾全他的体面。因此,当诚实的安娜承认了对伏伦斯基的爱情时,卡列宁所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才能去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2]于是,他卑鄙地用宗教来掩饰自己反对离婚。“维持现状”,这就是他的回答。他是怀着这样的热情给妻子写信回答的,就像批复衙门的公文、函件一样,出现了一种由于“使用他的摆得好的文具”而感到满意的心情,随后,带着几乎察觉不出的满足的微笑去处理公务。人类感情的冲突没有了,感情完全被“公务”所代替。这种冷酷、虚伪、卑劣、胆怯和自私使真诚、热情的安娜浑身发抖,这封信在她看来,比她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激起她心中的风暴,她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卑鄙恶浊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卡列宁人类感情的丧失,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使他感情泯灭的,是冷酷、机械的官僚制度。卡列宁是孤儿,他是由一个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他的叔叔抚养长大的。大学毕业后,他马上“完全沉迷于功名野心”[3],他的叔叔帮助他走向了政界。他从小就受到了升官、获取功名的熏陶。他削尖脑袋钻进官场中去,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沉浸在官场事务中。沙皇时期的官场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官僚主义作风惊人。就是这样一个专制腐朽的环境,使得卡列宁的灵魂变得麻木不仁,在他个人生活中渗透了上流阶层的官僚作风,使他染上利欲熏心的习性,因而毁掉了他。在家庭问题上,卡列宁认为夫妻可以没有爱情,但是必须维持双方外表的关系,家丑不能外扬。这也是当时社会虚伪的道德标准。卡列宁拒绝离婚,也与当时虚伪的法律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一方承认犯罪才允许离婚,这样会弄得声名狼藉,会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对身居要职的卡列宁来说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卡列宁作为沙皇制度的具体代表和这个社会一道给安娜以致命的摧残。
(二)无情的贵族社会把安娜推向了绝境
在安娜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俄国贵族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个贵族社会,道德腐败,到处充满了虚假和伪善。被称为“彼得堡社会的良心”的宗教团体,是一伙假仁假义、两面三刀的伪君子。“天下最堕落的女人”培脱西,是彼得堡贵族社会的第三个团体的首脑,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动对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谈话的中心主题,永远离不开“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的诽谤”。培脱西本人是个撒谎成性,腐化放荡的女人,经常公开地欺骗丈夫,对此她不但不感到任何良心的责备,而且还觉得这种生活有它的迷人之处。在这个腐朽的社会里,虽然容不下忠贞的爱情,却处处给卑鄙无耻的行为大开绿灯。培脱西别墅的社交活动就明显地表现出上流社会精神腐朽,莎弗和丽莎都有两个男子作为她们的崇拜者,做丈夫的仅仅是帮着拿披肩而已。妻子欺骗丈夫,丈夫欺骗妻子,及时行乐,逢场作戏……这一切在上流社会盛行无阻,并受到这个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社会舆论的保护。正是这样的上流社会却绝不能容忍安娜的真挚诚实的爱情,不能容忍敢于跟丈夫决裂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安娜以自己的行动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无情的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她绝不要虚伪,这个社会就认为她大逆不道,触犯了他们的道德。他们对安娜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莉蒂亚利用宗教的幌子,打入卡列宁的家,社交界的大门都对她关闭着,他们疯狂地攻击她,诅咒她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子,把他们所有的轻蔑一齐投到她身上。伏伦斯基的母亲得知安娜和伏伦斯基是维特式的爱情之后,就不顾一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影响了她儿子的前途,这不符合封建道德。伏伦斯基的嫂嫂瓦里雅本来是同情安娜的,但在社交界的压力下不敢去看安娜,也不敢在家里接待安娜,如果她这样做,那么她女儿和丈夫会名誉扫地,她也就不能在社交界立足了。就连十分堕落的培脱西,也只对安娜来访过一次,而且是有目的的。实际上整个贵族社会,整个专制俄国就是一幢“染上瘟疫的屋子”。[4]正是这个瘟疫的社会把安娜推向了绝境。
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安娜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那时“一切都翻了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促成了安娜的叛逆行为。而另一方面,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还很顽固,他们把持着政权,在各方面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要想从这个传统的社会力量的囚禁中冲出来,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人们只能在他们的统治下奴隶般的活着。至于人为什么活着,是不需要也不允许你去思考和探求。如果有谁敢越雷池一步,冲破这个传统的道德标准的圈子,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悲剧的结局。
安娜所遇到的头号对手是她曾经生活过的贵族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在这里,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所带来的社交公开给勾引和通奸大开方便之门,旧的封建阶级所残存的力量又给他们的无耻嘴脸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没有真诚,没有爱情。偷鸡摸狗者为正当,光明正大者为不轨,到处弥漫着淫荡和虚伪的恶浊空气。而安娜敢于捅破这层虚伪的面纱,光明正大地追求纯真的爱情生活,就触犯了旧的法规和封建势力,是对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和家庭秩序的公然挑战。所以,在安娜公开表明自己爱情的时候,整个上流社会就联合起来镇压她。安娜孤身一人、单枪匹马地同整个旧世界、旧的法律和宗教进行搏斗,其结果只能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总之,作者以其生花的妙笔,用大量的事实对沙俄上流社会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让人们通过社会现象的三棱镜来理解安娜的悲剧,使我们认识到,酿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并非卡列宁或伏伦斯基,而正是以他们为支柱的旧俄国贵族阶级的统治。安娜要求爱情自由而贵族上流社会却以虚伪的道德观加以束缚,致使安娜这种要求不能实现,最终走向死亡的道路。
二、安娜自身因素是造成她最后走向死亡之路的内在原因
社会因素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我们深入观照人物自身便可发现安娜身上固然有许多光辉耀眼的优点,但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从安娜自身探讨其悲剧的原因,会给读者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一)资产阶级妇女自身的局限性
贵族阶级狭隘的生活圈子限制了安娜的生活视野,使她看不到圈子以外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只能希望在爱情婚姻中找到满足,但愿嫁个真正爱自己的丈夫。追求真挚的爱情是她生活的唯一目的,也是她解放自己的唯一出路,在她与伏伦斯基初恋时,她说:“爱这个字眼,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思,远非你所能了解的。”在她陷入无法自拔的爱海中时她意识到社交、家庭、儿子“一切都完了”,她绝望而又幸福地 对伏伦斯基说:“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为了爱,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抛弃了社交生活、家庭和心爱的儿子以后,除了爱情,她已经别无寄托,别无所求了。这种心理使她一反过去凛然高傲自信的社交皇后的心态,转过来向伏伦斯基乞讨爱情。为了保持自己的魅力,她频频装饰自己,为了迎合伏伦斯基,她以伏伦斯基的兴趣为自己的兴趣,她总是担心有一天伏伦斯基对爱情冷淡了,这种担心后来发展成一种病态的神经质的多疑,从而刺激伏伦斯基最终讨厌她。
更深层次说,这种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贵妇人生活,退化了安娜作为人所应具备的社会劳动的能力。她无法改变自己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女性,要想恢复自己的尊严,保持独立的人格,这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安娜离开卡列宁,投入伏伦斯基的怀抱,不过是从“吃丈夫的面包”转而为“用情人的钱财”。[5]妇女解放的第一步,首先是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妇女经济上的独立,又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她不可能同自己的习惯彻底告别,她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就更容易破碎和幻灭。
(二)宗教成为束缚安娜的精神枷锁
安娜是“在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妇女,上流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对她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在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她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尖锐的矛盾:既热烈地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又虔诚地笃信虚无的上帝;既有对爱情的渴望,又有对地狱的恐怖;既鄙弃上流社会的丑恶,又不自觉地用上流社会的是非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她把爱情的觉醒看作是道德的堕落,因此,虽然痛恨丈夫的无情,却又同情丈夫的“不幸”。安娜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得了产褥热,差一点死去,当她看到死神即将来临之际,她打电报给逗留在莫斯科的卡列宁:“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有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卡列宁来到病床前,安娜又向她说道:“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安娜的这些乞求饶恕的话语,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感情。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一个人在临死前必须求得上帝和人们的饶恕,否则死不瞑目。安娜一再恳求卡列宁的饶恕,她觉得对不起他,这是由于安娜的矛盾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封建贵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惴惴不安。不仅如此,她还要求丈夫卡列宁饶恕她的情人伏伦斯基:“把你的手给我吧,饶恕他吧。”安娜看到他们二人的手握在一起后,方才心安理得,她的宗教感情得到极大的满足。当然,这种宗教的感情经不住现实生活的强烈撞击,当安娜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无论如何她也无法掩饰对卡列宁的憎恶,清楚地意识到与她倾心相爱的只能是伏伦斯基。
安娜身上明显存在两层人格——一是听凭感情和肉体的驱动,期待与深爱的伏伦斯基结合;二是处于社会的规范、道德的约束、宗教的训诫的重压之下,认为自己应守妇道,做谢辽查的良母,做卡列宁的贤妻,因为“他毕竟是个好人,正直、善良、事业上有成就”。安娜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爱是高尚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婚外情是可耻的。她既接受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又被俄罗斯群体主义行为规范所束缚。她貌似勇敢地从贵族圈子里抽身而去,却又不具备彻底割裂上流社会的底气。安娜对上流社会的反抗,也表现得既大胆又怯弱,既坚决又惶惑。这种复杂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心理,决定了她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这个社会的圈子。尤其是她在剧院里“带枷示众”,[6]似乎在向整个上流社会宣战,可这恰恰又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她对这个社会的依恋之情。
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强加在安娜身上的精神枷锁,则到死都在苦恼、折磨着她。在将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安娜“划了个十字”,从而在她心中唤起对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欢乐的回忆。但是她死心已定,决心熄掉自己生命的蜡烛。在投身到车轮下的一刹那,她仍然没有忘记祈祷:“上帝,饶恕我的一切。”从这句祷词中可以看出,安娜死前对自己过去的家庭、爱情和生活经历,怀有一种负罪感,希望得到上帝的饶恕。
(三)自身性格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安娜
安娜自身性格的矛盾是我们分析内因的重要方面,对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贞淑的妇女冲决礼法堤防而未免内疚的羞耻心、有一个善良母亲因抛弃儿子而问心不安的自责、也有一个正常女性无爱不能满足的痛苦,安娜的性格矛盾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勇敢与恐惧的矛盾。在安娜的身上,的确唤起了敢于反抗、敢于追求的思想意识。她大胆地越过了贵族社会的“轨道”,越过了贵妇人的行为界限,将那“爱的世界”全部贡献给她所心爱的伏伦斯基。而且,毫不掩饰地暴露在沙俄官员面前,并公开地和伏伦斯基同居,一起外出,欢度蜜月,公开地向上流社会挑战,昂首踏进上流社会的剧院。我们看见的安娜是坚强、勇敢、无所畏惧的安娜。但是隐藏在这种追求意识和反抗意识后面的,却是一个怯弱的安娜。在她和伏伦斯基接触中,她是那样热爱他,崇拜他。当她和丈夫从赛马场回来,丈夫在车上指责她今天的行为有失检点的时候,她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憎恨你……随便你怎么处置吧!”这种大胆的反抗行为与意识,本是很正常、很勇敢的。但在她回到家的第二天,她却感到的是那样害怕,“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样荒唐而粗俗的话来。”以前从来未有的恐怖感,一下袭上了心头。那种传统意识竟使她担心着管家会把她赶出家门,担心着她那可耻的行为将要传遍全世界。她那追求的意识,竟处于全然波动的境地。她和伏伦斯基去探望儿子,这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但她却带着面纱,生怕别人认出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她怯生生的,似乎有什么罪过,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只要一想到和儿子见面,就觉得对伏伦斯基的爱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她勇敢追求爱情的胜利,可这种爱情的满足对她来说又是“可怕”的。她和伏伦斯基的爱情关系是不合法的,更违反了上流社会贵族的宗教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必然遭到贵族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成为贵族男女们的众矢之的。对此,安娜感到前途吉凶未卜,未来难以揣测,以“黑暗中的大火”作喻形象地渲染了围绕安娜的可怕气氛,深刻的揭示了安娜的隐秘心境。在对安娜爱情生活的心理描写中,作品里不时出现“惧怕”、“恐怖”的字样,她还不止一次梦见“一个胡须蓬乱、矮小、样子可怕的农民”,这些都是安娜悲剧的凶恶预兆。
2、爱情与母爱的矛盾。安娜和伏伦斯基建立了不合法的爱情以后,她生活在一种令人难堪的三角关系中,爱情成了她新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新的生活态势中,安娜仍然时刻忘不了她心爱的儿子,她高兴他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难境中,她在同丈夫或是伏伦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可是,卡列宁却认为安娜是个堕落的坏女人,剥夺了她教育儿子的权利,甚至不让她与儿子见面。这就割断了她与儿子的亲情纽带。
对爱情的需要和对儿子的需要都是女性正常的感情要求,既无可厚非也不可分割。然而,在爱情和婚姻相分离的情况下,这种本来水乳交融的天性要求却出现了反常的对立。在安娜抛弃家庭儿子出走以后,这种反常的对立便将安娜的一颗心撕成两半,给她带来难以忍受的心灵剧痛。在伏伦斯基对她冷淡之后,失去儿子的痛苦更像一把刀子一样剜着她的心,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安娜要把情爱与母爱统一起来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她在情爱和母爱的矛盾中精神备受煎熬。
3、纯真与虚伪的矛盾。安娜是一个单纯、真诚的女性。“我不喜欢说谎,我忍受不了虚伪。”她不象培脱西公爵夫人之流水性杨花,经常背着丈夫干些偷鸡摸狗、与人私通的勾当。安娜所追求的爱情是真挚的、严肃的,她不愿逢场作戏、玩弄感情,无法接受卡列宁让她表面上维持家庭的体面、暗地里充当伏伦斯基的情人的许诺。于是,安娜的爱情就越出了贵族上流社会生活的常规,不可避免地导向悲剧的结局。卡列宁不同意安娜离婚,安娜只好背着丈夫与伏伦斯基来往,自己也被迫陷入她不愿过的那种虚伪生活里。就是这种虚伪的生活时常把安娜压得透不过气来,最终选择了以死来解脱和反抗。
4、自由思想与传统思想的矛盾。安娜生活在俄国社会变更动荡的时代。旧的农奴制受到很大的冲击,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兴起。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迅速传播,另一方面旧的封建贵族思想意识顽强地固守阵地。新的时代潮流,必然对那种长期生活在贵族及其上流社会中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给与冲击,在她灵魂深处,萌发出新的观念、新的东西,这就是表现在安娜行动上的追求意识与“越轨”行为。但是,安娜毕竟是生活在贵族社会与上流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来所处文化环境,特别是意识环境的侵蚀和影响。因此,在她身上,交织着种种复杂的意识和感情。安娜深处在这个时代,所见所闻无不是虚伪、放荡。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在所谓开放、新潮的幌子下过着糜烂的生活。上流社会允许人们打情骂俏,却不容许有纯洁的爱情。因为真正纯洁的爱情,不是以世俗地位为筹码的,而是以个性解放、人格尊严和纯真的感情为前提的,安娜就具有与其他人不同的这种精神追求,这就必然注定了他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安娜厌恶无爱情的家庭生活,厌恶虚伪的婚外偷情,她一旦找到了自己真正之所爱,便大胆地追求,不惜放弃一切世俗的理想和推崇,想与伏伦斯基建立以爱为基础的家庭。但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封建男权思想仍统治着人们的精神领域。安娜的举动惊吓了封建贵族和上流社会,他们表示了对安娜的不满和攻击,安娜勇敢地跨出与贵族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步,表现了她对那个男权社会的反抗。然而,安娜所处的封建时代决定了她所追求的自我只能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接受了西欧新思想的贵妇人来说,追求自我的突破口只能是在争取爱的自由和被爱的权利方面,这也是安娜最终死于自己编织的爱网中的必然性。
5、无端的猜疑和偏执的性格将安娜推向毁灭。安娜对伏伦斯基的爱情是疯狂的,不顾一切的。她第一次和伏伦斯基发生关系后,就对他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什么也没有了。你要记住!”这“你要记住”四个字,就说明安娜要伏伦斯基永远忠实于她、服从她、爱她,她自己的一切幸福与不幸,欢乐与痛苦,生与死等等都系在了伏伦斯基身上。上帝在造人时,也赋予了我们爱的权利。爱情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但却不是唯一的。身为贵族的安娜不了解“人没有爱情是不行的,但仅仅有爱情是万万不能的”这一真理。她不止一次对伏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我们要的只是爱情”。安娜敏感、多疑、偏执的性格使得她在爱情上表现出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是疯狂的、不顾一切的。她变的偏执、乖戾、自私、暴躁、怀疑、恐惧、忌恨。她认为她爱伏伦斯基就应该完全占有他,丝毫也不允许伏伦斯基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权利。“伏伦斯基因同朋友晚餐稍微回来晚了点,安娜就变得那么忧郁、不自在”。连伏伦斯基去他母亲那儿,她也要警告:“你会后悔的。”而伏伦斯基作为一个男人,尤其是从小就出入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不可能蛰伏于二人苦心经营的爱巢而对外界不闻不问。他还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我什么都可以为他牺牲,就是不能牺牲我男子汉的独立性”。安娜对爱情的这种占有、自私、偏执是导致她和伏伦斯基爱情悲剧的重要因素,正如安娜临死前所说的:“我在爱情上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他却越来越冷淡,这就是我们分手的原因,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更多地为我献身,他却越来越疏远我”。她这种在爱情上的偏执最后终于发展到不能自拔的地步,伏伦斯基刚刚离开“家”,安娜就又写信又打电报,后来又不可自已地去跟踪他,结果在假想的情敌罗金娜小姐的挫败下卧轨自杀。就是她的自杀也体现出她对爱情的自私,“死现在是促使他恢复对她的爱情,惩罚他,让她心里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7]甚至在她抱着必死的决心对伏伦斯基说的最后一句话“您,您会后悔的”,也暴露出了她在爱情上的自私与报复。她的死与其说是对爱情的绝望,不如说是对爱情的又一次渴望,完全占有与求之不得的矛盾的报复。因为她认为只有死了,才会换回伏伦斯基对她的惋惜和悔恨。安娜的爱是热烈的、执着的、不顾一切的,甚至是疯狂的,她用她所有的一切包括丈夫、儿子、名誉甚至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她的爱情。
安娜把情感幸福视为一切,这使她真情热烈,也使她痴愚疯狂,这样,安娜的追求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时代意义,而且具有动人的美,尤其具有可怕的悲剧美。安娜的痴迷疯狂,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无路可走的折磨,另一方面源自她的天性:视两性之爱为无尚幸福。她紧紧抓住一点不放,这不仅使自己为情所殉,也使对方丧失了自由,双双丧失自由的结果,便是双方彼此仇恨的开始。安娜想尽千般办法,耍尽万般手段,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尊严也要换回伏伦斯基的爱,结果适得其反,最终只好以死惩罚他,她果然以死击垮了伏伦斯基。这种由爱向恨的转化,是爱欲至上的必然结局。
“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梦醒了便无路可走。”[8]
三、爱情的幻灭是导致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
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憎恨。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脱“虚伪与欺骗”的上流社会,伏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为虚伪更为欺骗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如果说安娜从前在跟卡列宁的关系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现在,她在与伏伦斯基的关系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她对伏伦斯基估计过高、期望过大。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骗”的社会,可是她不可挽回的错了,他带给她的永无止境的痛苦矛盾与恐惧远远超过了他带给她的生之欲望与欢乐。
伏伦斯基是带给安娜生命活力和情感幸福的天使,又是把她推向理想幻灭的恶魔。他风流倜傥,激情热烈,激活了安娜的生之欲求,并给了安娜以极大的满足,但终其一生,他都未改变上流社会花花公子标本的特色。虽说伏伦斯基感到了社交界的虚伪,也开始了解到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可耻,可是以前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对他的控制力还是很大,对过去的生活,对失去了的功名和“社交自由”的惋惜使他苦恼,功名心的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安娜的爱情无法完全改造他,他身上还存在着贵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特征。他和安娜一起侨居意大利,尽管他们的幸福达到了顶峰,但却也开始了冷淡的萌芽。伏伦斯基一脱离上流社会活动,就感到精神空虚,期望找到一点什么来消遣,来调剂生活的单调,他感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沙砾罢了。而失去了抚养儿子的权力的安娜,精神与感情上的痛楚,心灵上的折磨是巨大的。伏伦斯基却不想了解她这种痛苦的心境。安娜要求伏伦斯基平等的待她,当作朋友和知己,而不是情妇,可安娜却处在屈辱的地位,像一个无条件可言的奴隶,落得比以前还虚伪得多的境地。她和伏伦斯基的生活充满了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他们仿佛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演戏,他们之间的关系由冷淡发展到互相厌恶。安娜越来越感到不满,越来越激愤了。伏伦斯基和她住在一起,与其说出于爱情,毋宁说是出于责任。俩人感情裂痕越来越大。“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了。”对安娜来说,名誉、社会地位、家庭、儿子,一切都不存在了,而现在她又失去了爱情,这个唯一的精神支柱,安娜的死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这是安娜临终前的叹息,也是她对所生活的社会的控诉,其中也不无自我谴责的成分。
结束语
总之,安娜的形象及其悲剧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思考人生有着重要参考的价值和意义。从安娜自身的因素分析其悲剧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的种种阻力之下安娜依然勇敢、大胆地追求个人的生活与幸福,与腐化、虚伪的上流社会相对抗,这种敢做敢为的性格和精神闪闪发光,激励着许许多多的青年去追求爱情、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安娜自身存在的不完美、性格中的迷狂和神经质、对爱情的盲目迷恋、在爱情中的自我迷失、自私猜忌以及她思想中旧道德观念的束缚,这诸多内在因素促使她必然走向自我毁灭。这些正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即使抛弃了社会因素和外在的阻力,安娜仍不可能获得幸福,这正是托尔斯泰丰富和深刻的地方。托尔斯泰就是要提醒人类在婚姻里面承载了爱情之后,爱情和婚姻怎么统一?因为人类在爱情没有进入的时候,始终并不存在这样的难题,也没有人提这个问题。你的能力就表现在——在婚姻里面去追求爱情。这就是在婚姻里获得更多的爱情,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实际上,安娜的故事在当代人看来,他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和爱情没有办法两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尽可能地去让它两全,在婚姻中要有能力去经营爱情,要有“舍”有“得”,也只有“舍”了才能“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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