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研究语文单元教学，追根溯源，总要提到梁启超。这是不错的。因为梁氏在20年代初，就曾提出，语文科教学生读文章，不宜一篇一篇孤立地教，而应一组一组比较着教。这“一组一组地教”的主张，可以看作是实施单元教学的滥觞。不过，梁氏自己事后并未实际从教，所以究竟怎样“一组一组地教”，并没有留下多少实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近读20年代大夏大学出版的《大夏季刊》，发现该校国文教授陈柱在1928年却把梁氏的主张认真地付诸实施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陈柱何许人也?他是民国初年广西著名的国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其一生著述宏富，曾汇集成《陈柱尊丛书》一套问世。他名柱，字柱尊，广西北流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历任广西梧州省立二中校长、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教授、大夏大学和暨南大学国学系主任、交通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等职。他在中学、大学任教期间，除了致力于国学研究以外，更倾心于国文教学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实践。1926年出版的《国学教学论》一书，就是他十多年来研究国文教学的成果的结晶，其中《中学生研究国文之方法》和《中学校国文教授之方法》两篇论文，分别对中学国文科的“学法”和“教法”作了系统的论述。由此看来，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就不能不注意这位语文教学改革的早期开拓者。我这里只想就陈氏在《大夏季刊》上发表的《高中以上国文讲授之我见》一文，简略介绍他实施文章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些做法。

陈氏认为国文教学法所应研究的问题有四：（1）如何教授而使之易于识字，（2）如何教授而使之易于造句，（3）如何教授而使之易于成篇，（4）如何教授而使之易于日臻优美。而前面的三个问题，是小学和初中阶段所应研究解决的；后面的一个问题则是高中和大学阶段所应研究解决的。文章的“比较研究法”，显然不适用于小学，也不适用于初中，而只适用于高中以上的国文讲授。有鉴于此，他在1928年春天于大夏大学高师科和国立暨南大学讲授国文时，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试验。

比较法，作为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具体方法，是中外教育史上早已有人提出过的。但是，把“比较”作为讲读文章的基本过程和主要方法，从教材编制到方法设计都服从于“比较”，形成一种“比较教学法”，就我个人有限的见闻，恐怕当推陈柱为先驱之一。

陈氏把高中以上的国文科，干脆定名为“国文比较研究法”，从名称上确定了它的教学宗旨和教学方法的基本特点，同时据此自编教材。这套教材的编制方法，完全服从于“比较”的需要。他在该教材的“自序”中，开宗明义揭示了编辑的指导思想：

老子曰：长短相较，高下相倾。盖物必待互相比较而后长短高下始见也。唯文亦然，一经比较而优劣判然，将有不待繁说而涣然冰释者。于是略选古今诸体之文，为之分组排列，务使学者览之，于其异同得失，昭然明白，则不特此中之苦乐难易已知之过半，即历代文体之变迁孰优孰劣、何者宜因、何者宜创，亦将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

在陈氏看来，一部以“比较”为指归而分组编制的文选型教材，可以使学生（当然是高中以上的学生）不待教师教而凭借自学而略知文章写作的苦乐、难易，以及历代文体变迁的概貌，在教学上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他所编的《国文比较研究法》教材，是按分卷分组的体例编制的，如卷一选编“关于各种文体之异同者”，卷二选编“关于摹拟者”，卷三选编“关于各家文体之异同者”，如此等等，每卷有每卷“比较”的中心，目标集中，学生用心也易专一。其选文及分组情况，可以卷一中的部分内容为例，略见一斑：

卷一（凡关于各种文体之异同者多属之）

白居易《长恨歌》

陈鸿《长恨歌传》

──以上一组，见诗与传记作法之异。

潘岳《秋兴赋》

欧阳修《秋声赋》

──以上一组，见题意有大小，作法有不同，及六朝赋体与宋人散文赋体之异。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王维《桃源行》

韩愈《桃源图》

王安石《桃源行》

──以上一组为记与诗之比较，并见晋唐宋三时代诗体之异。

苏轼《石钟山记》

刘开《游石钟山记》

──以上一组为记体中骈散文之比较。

屈原《离骚》

杨雄《反离骚》

以上一组为题意相反之比较。

从上引的分组目录中可以看出，陈氏的选文和分组，横向上注意题材相同（或相近）而文体有异，便于作文体异同之比较；纵向上注意作家作品的时代先后，便于作文体变迁之比较；纵横兼顾，思路是相当缜密的。只是要编出这样的教材来，编纂者不仅要有文章学的深厚功底，而且要有博览群书的学力和比较鉴别的眼力，难度又是相当大的。只有著名国学家如陈柱这样的人，才堪胜其任。更为难得的是，为实行彻底的“比较”，在找不到适当选文的时候，陈氏还亲自撰文以为范例，如在卷一中，为了让学生懂得议论散文中有“抛空立论”与“据实立论”之别，他选了苏轼的《韩非论》（抛空立论之例）后，又配上自撰的《论韩非子》（据实立论之例）；为了让学生识别诗词歌赋之异，他选了谢庄《月赋》、张荫熙《月赋》、李白《月下独酌》、苏轼《水调歌头》等等以外，还配了自撰的《月赋》和《中秋寄内》。其作文之功力和用心之良苦，于此可见。

陈氏的这种以“分组比较”为特点的教材，当然需要“分组比较”的教法与之相适应。首先是每教一组须确定比较之重点。例如关于陶潜《桃花源记并诗》的一组，共选记一篇，诗四首，确定比较的重点有四：（1）记体与诗体之异，（2）各代诗体之异，（3）各人个性之异，（4）题目之异而产生的作法之异。然后根据上述重点，逐个详为研究，务使学生透彻领会而后止。为了求得“比较研究”的效果，陈氏不但重视讲解的精要、透彻，而且经常采用图示法以显示各篇选文结构脉络的异同，采用吟诵法以便学生从反复吟诵中悉心领悟各篇选文在文情、文势、文气上的细微差别。陈氏运用上述教法来处理自编教材，据他自己介绍，效果殊佳，“颇得学生之赞成”。

自梁启超、陈柱等人或设想或实践国文的比较教学法以来，迄今已有六十余年。现今，时代已远非梁、陈时代可比，人们对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也远比梁、陈等人深广得多，但前人那种为改革教学而殚思竭虑、孜孜以求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后人敬仰；而在试行革新了的单元教学法的时候，陈柱的“比较研究”型的教材和教法，也能或多或少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近年连续出版的《同类名篇散文比较赏析》（语文出版社）、《现代同题散文荟萃》（湖南文艺出版社），颇受青少年读者欢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同类、同题文章的比较研究在语文教材编制法中恐不失为一种可以继续探索的途径。

*　原载《江苏教育》（中学版）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