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具有浓厚的德国情结，他对德国在一战以后迅速崛起感到钦佩，也一直把德国作为心中的学习对象。在驱逐苏联的军事顾问后，蒋介石开始将目光投向德国，而德国此时也正需要同中国进行合作，以获取中国丰富的农矿资源和市场来刺激本国的发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批的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在军事方面对中国进行指导和帮助，他们对抗战前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蒋介石的德国情结概述

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以后，面对的问题依然复杂。首先是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阎锡山等依然割据一方，对中央的命令根本就不服从，这是一个统一政权不能容许的，当然也是蒋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活动一天赛过一天，周恩来等掀起了几百次武装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渐渐的也显现出了燎原之势；最后，日本的侵华脚步渐渐加快，特别是田中内阁上台以后，更把征服中国当作其征服世界的首要目标之一。面对如此的局面，蒋介石迫切需要外国力量，特别是外国军事力量的援助，来帮助他扫平内忧外患，而此时他刚刚驱逐苏联的军事顾问，在向欧美寻求援助失败以后，他将目光移向了德国。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并不是一时就产生的，早在他留学日本的时候，他就自发学习德语，把德国当作自己的学习对象。他曾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过要学习德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教育，并两次打算去德国留学学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去成。他了解德国历史以后，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德国的“军事化”十分的赞同。当一战以后，德国在希特勒等军国主义势力的主导下，实现了民族复兴以后，蒋介石对德国的崇拜就更加的强烈了。他曾对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说过：“德国是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唯一可以学习的民族，他们的精神和团结，他们做事的认真程度都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1]他还提到过“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他认为这些是治疗中国贫穷、散漫的精神药方。而且德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军事工业方面，比如著名的克虏伯集团的火炮和毛瑟步枪以及“蔡司”公司的光学仪器等等，这些恰恰是落后的中国所缺乏的，如果能得到德国在这方面的援助，对提高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实力都有很大的裨益。

当然他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也特别的强烈，对希特勒在国内实行的专制统治也是比较认可的。他曾宣扬过：“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我是一国领导人，应当学习希特勒。”[2]他认为“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3]他在给希特勒个人的私函中说：“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愤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民族之地位，良为0 0 ( 此为蒋通常拟文书时用以自称的符号— 引者)之所钦佩也。”[4]为此，蒋介石在国内大力宣扬希特勒式的“一党专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他模仿德国的秘密警察成立了由黄埔军人组织的复兴社（因成员着蓝色制服，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复兴社的所有成员都效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就是后来国民党特务制度的基础。以上的这些，都是他的德国情结的表现，表明了他也想成为中国式的希特勒，从而像希特勒复兴德国那样来复兴中国。

实事求是的说，蒋介石的德国情结导致的负面效果固然有很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蒋的这种情结也是他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做出的选择。他希望通过学习德国，来刺激国民的血性，来改变国民麻木不仁和散漫的精神面貌。他对他自己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有过这样的论述：“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5]而这些最终的目标不还是为振兴国家吗？

二、德国需要中国的原料和市场

虽然蒋有浓厚的德国情结，但如果德国对中国一点都不在乎，那最终还是不能达到获取德国帮助的目的，可是历史就给了蒋这么一个机遇。一战以后，德国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和市场，同时也因为受到了凡尔赛体制的束缚，军事工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军工集团迫切需要打开新的市场，振兴德国的经济和国力，恢复德国昔日的国际地位，而中国是德国人眼中“惟一可能争取到的市场。”中德两国当时均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局面，正如蒋介石在给希特勒的私函中所说的那样“吾两国国势相仿, 目的相同。”[6]希特勒上台上，废除了凡尔赛合约，开始扩充军备。中国的丰富的钨矿和其他矿业资源，是军事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料，因此在一番调查后，希特勒决定与中国进行合作。

希特勒派遣大量的军事和经济顾问来中国帮助中国发展军事工业和训练军队，同时向中国输入大量的德国的军火，而中国则相对应的向德国提供军事工业发展所需要的钨锑等矿产资源，《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签订正是由于双方各自需求所决定的。对于德国来说“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7]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希特勒才在他的回信中则说：“而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是以希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局指为庆幸者也。”[8]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三、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及其对中国国防的贡献

由于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军事方面的合作的进行论述，所以其他方面的合作就不再加以叙说。中德两国在军事上的合作主要有德国为中国培养军事人才，为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以及派遣大量的军事顾问来华援助；中国为德国提供军事武器的市场和钨锑等国防战略资源，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批的军事顾问来华进行援助。

至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德国一共派遣过五任军事顾问来华。第一任来华的军事顾问以鲍尔为首，他的主要贡献有三：第一是重视对中国军队军官的培训，他认为中国军官的素质普遍低下，应当成立现代化的陆军和空军教导队来提高军官的素质。第二他还成立了坦克和炮兵等中国缺少的特种军事学校，举办军事讲座来培养新的军事人才。第三他为蒋介石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把中国的军队编练成普通的民兵和战斗力强悍的中央军。只是由于地方实力派的阻挠，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实施下去。

佛采尔是第二任来华军事顾问，他对中国的国防的贡献主要有如下：第一，按照德国方式训练中国的军队，以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中国人民确能成良好陆军，中国亦应如他国在此基础上建设陆军，逐渐发展自有造成大国军之必要。”[9]因此他表示“能切实按照钧座所示途径，决心按德式教育之实验，建设中国陆军。”[10]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他训练的国军第88师在后来的淞沪抗战中表现十分突出，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果。第二，创立中央军校，培养中国的军事人才。中央军校是他的另一个杰作，他亲自担任该校的总教官，同时从德国引进大量的人员来校任教。他对该校的创办十分满意，指出“中国陆军显著之进步，为近四年中央军校所施起军官之训练。”[11]第三，他认为“中国陆军更大之弱点莫如炮兵方面”[12]，因此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建起了第一支炮兵航空观测机队，同时他又花费大量的精力为中国创办了是个德式的炮兵营。这些确实增加了中国的国防实力，而他的论断在后来的中日之战中也得到了证明。

冯.塞克特是第四任来华的军事顾问，由于他在一战以后成功的恢复了德国的陆军力量，因此他在德国的影响力很大。蒋介石经过几番请求，终于将他请到了中国。在他任职的时间内，他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首先，以德国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实施军事集权。他对蒋介石提出“整个军事体系，包括训练、管理、和发展都必须服从于一个人，即总司令阁下。[13]”其次，他主张中国要大力的发展军火工业和建设中国的炮兵力量。他认为“必须设立具有新设备而生产现代化武器及弹药的工厂。[14]”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技术和国力有限，因此不得不仰仗德国的援助和支持。在他的帮助下，一批新的军工企业在中国建立起来，充实了中国的国防。他还主张中国要重视炮兵的建设，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窥伺中国，若无相对炮兵与之抗衡，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防御和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5]当然，限于中国的国力，中国的炮兵力量始终没有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程度，但是他的建议还是有远瞻性的，因为抗战中国民政府的军队很大的损失都由于日军强大的炮火。

最后，他还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军事防卫建设，他认为“在长江流域各重要据点，有设置鱼雷和炮台的必要，以封恢敌舰的通航和侵袭。”[16]根据他的建议，国民政府后来修建了被称之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的长江流域防线，诸如江阴、马当要塞等等。这个策略对于延缓日军的进攻脚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最后一任的军事顾问就是法肯豪森，在他之后，由于希特勒奉行抛弃中国，拉拢日本的外交策略，迫使大批的德国军事顾问回国，中德的外交关系在二战中就终止了。法肯豪森对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将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将来对抗日本联系起来。他对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建议是要积极防御，他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告诫蒋介石“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切者，当然日本”，而国际社会“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之公约实际早已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17]因此中国要重视日本的侵略，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退让，他认为日本对中国了解的非常深刻，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内部的团结从而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日本未必能得寸进尺，一步步的蚕食中国，这也正是他所强调的“深信日军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18]他还认为民意是中国抵抗日本的强大精神力量，忽视民意则会给中国的抗日造成不利的结果，他告诫蒋介石要有抵抗意志，从而鼓舞中国的民众去和日本抗争到底。“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即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19]

他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提出了持久抗战的策略，这对中国的抗战策略影响很深。他提出认为仅凭据当时中国的国力是不可能很快就将将日本赶出去的。因此他才认为“目前中国陆军，固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战抗敌。”[20]纵观整个抗日过程，国民政府采取的正是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抵抗日本的持久战方略，最终将日本拖垮击败，因此这一策略对于中国来说是很有裨益的。蒋介石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曾经在谈话中提到“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21]，意思也就是要同日本耗下去，直到其撑不住为止。

他的第三个贡献是提出了建设四川抗战根据地。他的主要建议是要国民政府北部阻敌，东部防御。以地形复杂、河流众多的长江流域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从而延迟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前进步伐，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得最后的根据地四川得以站住脚跟。因为他认为四川地区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险要，山地丘陵众多，是中国地形分界线的第二阶梯，理当作为中国抗日的最后预备队。

最后，他根据当时中国军队素质低下的实情，提出了要加快整训中国的军队，成立轻装快捷的机动部队。在他的努力下，中国一共训练出了德式化的30个师，这些师全都使用德式装备，采用德式训练，从而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在后来的抗战中起到了各自的作用，著名的74师就是其中的典型。74师一直活动在抗日的前线，浴血奋战，曾经取得了“万家岭大捷”等重大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德国军事顾问的援华固然不是无私的，但是他们的到来，对于抗战前中国的国防建设是有着一定的贡献的。他们把德国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德国优良的军队训练方式带到了中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军队落后的面貌，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四、结论

总之由于蒋介石对德国有着很深的情结，所以在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拒绝帮助中国以后，蒋介石开始与德国积极进行合作，而德国也有同中国合作以获得自身发展的动机，所以中德两国在抗战前曾经维持了十年的友谊。这种合作既帮助了德国，当然也帮助了中国，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因此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