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建构的策略（之四）

——加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供需机制

王贤进

四、加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供需机制

决策和管理是教育科研成果应用转化的重要中介。一旦党和各级政府将教育科研成果变成自己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依据，提高领导者的决策和管理水平，从而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说明科研成果已经得到了转化应用。

从转化特点来看，教育科研成果及其它社科成果的转化应用多是间接的，需要经过强有力的中介作用，通常要通过政府的权利和权威才能实现。具体讲就是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国家的政策、方针、战略、管理制度和主导价值等，并经过合法化过程和有组织的执行系统，才能对社会产生有实际意义的作用。这一点与自然科学有区别。自然科学成果虽然也经常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推广应用，但并不需要过多的强制措施，也不是唯一或主要的途径。这一特点也使得教育科研成果及其它社科成果在此转化的复杂性上远远超过自然科学。贝尔纳对此曾精辟地指出：“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所发现的种种技术，只是有其内在的功效，就完全有希望直接用来为人类造福”，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科学在“对社会体制的研究本身一旦看起来会引起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就遭到阻碍并且被引导到毫无成果、单纯描写性的学术水平上去”。^[18]从发挥的机制上来说，自然科学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次序是器物层次——制度层次——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层次，即首先通过技术改进生产或生活工具，然后逐步地对社会制度层次和价值层次的内容产生作用。换句话说，它是从生产到生产关系、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这样一种作用机制。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正相反，它首先影响决策者的价值观、说服公众舆论并不同程度地改造社会体制之后，才能最后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日常行为产生作用。

因此，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成果这种转化特点表明，建立并加强教育科研与教育决策及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使之形成互通互促的机制，对教育科研成果实现决策转化，并进而进入具体的教育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激发内在需求，增强转化动力

教育科研人员是科研成果的生产者，是供给方。教育实践者，主要是教育决策和教育管理部门、从事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人员者，是成果的使用着是需求方。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互通互促的机制，使教育科研与教育实践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种耦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在教育科研和教育实践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引力。

    教育科研成果的决策转化一头是教育科研，一头是教育决策，激发教育科研工作着与教育决策者的内在需求，是加强二者联系并积极进行转化的重要动力。

1、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社会科学的需求量和投入量，“只有在非常关心提供最大福利的社会化经济中，才可能期望社会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在那里，它们需要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成为社会生活机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9]

对教育科研来说，教育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所激发的需求就是对教育科研发展及对教育科研成果就是一种重要的需求量和投入量。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官方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翻印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为落实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教育决策和管理的水平，促进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应当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一是要坚持决策的民主化。在专制制度或主治状态下，一个人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这种人只能根据个人的利益和意识，最多只能根据个人经验进行管理和决策，甚至知识“拍脑门出主意”。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或决策者就不可能也不屑于学习、接受和掌握相关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从而也就不会对科研成果的应用产生内在需求。

决策民主化，从目标上说，就是决策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从手段上说，就是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群众及专家学者包括教育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国家及各级政府等的决策上有充分的发言权，集思广益。因此，民主决策不允许一个人说了算，不允许领导者根据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以及个人的经验进行管理和决策。折旧要求甚至迫使领导者必须学习、棘手和掌握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从而形成学习、接受和掌握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成果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促进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

二是决策科学化。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能符合实际，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其结果是吃紧事物的发展；从手段上说，是指在现有条件下，运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教育科学成果应用与决策过程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团体据测定(领导者、专家及其他人包括劳动者)的主观能力，使决策符合实际，尤其应当注重有关部门专家的可行性论证。

三是建立和完善教育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建立和完善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决策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要保证名著决策和科学决策，从而形成学习、吸收和掌握科研成果的外在动力和内在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和完善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决策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因决策失误引起的不良后果依据有关部门法规给予应得的处理，以此来规范和约束决策者的行为。这种决策失误追究制度，迫使决策者在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时，必须慎重、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还要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包括教育科学知识，主动寻求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教育科学成果作为决策和制定政策的理论和策略依据，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及决策失误追究制度的落实，必将大大激发教育决策之与教育科研成果的需求量和应用转化的自觉性、主动性。

2、教育科研群体实践意识和转化意识的增强

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应增强科学决策意识，注意吸收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江泽民曾指出：“应该充分尊重和发挥社会科学在推进改革和建设中的认识、论证和预测、调控等社会功能。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主动请一些理论工作者来咨询、商量或组织论证，以减少宏观决策的失误，使实际工作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顺利发展”。^[20]这一方面说明了社会科学具有咨询、论证和决策功能；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我们每个领导者、决策者都应该树立社会科学意识，重视社会科学成果的作用，增加领导决策部门对社会科学成果的吸纳，才能保证领导与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

而教育科研工作者应增强实践意识和转化意识，注意围绕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课题展开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首先要求科研工作者要摒弃教育科研的功利主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社会实践和调查基础之上。正如江泽民所说：“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面向社会，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实际部门中去，特别要运用到工厂、农村、学校等广大基层单位的改革实践中去。”^[21]其次，教育科研部门要增强转化意识，把研究成果主动地、积极地渗透到有关决策、领导和管理部门，对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决策课题进行及时的调查研究、理论论证和发展预测，并提供可行性的咨询意见、建议和方案，为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二)打通联系渠道，扩大信息交流

教育科研成果生产出来后，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变成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发展战略、决策方略，转变成各级各类教育发展计划、管理模式，并进而进入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成为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渠道畅通，成果转化才能顺利实现；渠道不畅，成果转化就会受梗，作用就不能发挥。因此，疏通渠道是促进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1、了解实践需求，强化服务意识

从目前的情形看，教育科研与教育决策之间联系渠道并不通畅，成果生产者和转化者之间缺乏沟通，缺少交流，往往导致成果生产者的供给和成果转化者的需求不衔接、不对应；教育科研活动对教育实践的需要不了解或反映不灵，研究成果在生产过程中缺乏对需要成果的单位和部门的实际调查、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缺乏针对性；而成果转化单位或部门因看不到高质量的成果则产生轻视和忽视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现象。这种现象范围扩大，且长期持续下去，必将更加影响和削弱教育科学及教育科研的地位和作用。

2、重视研究成果，做好中介工作

疏通成果转化渠道，从直接转化的角度上讲，教育科研成果生产的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成果转化的主体政府和学校二者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与沟通，多达成共识。成果生产者要站在政府和学校的角度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政府和学校在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要充分征求和听取专家的分析论证，创造条件直接促进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从间接转化的角度上讲，要加强教育科研成果与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各级政府要鼓励发展各种信息咨询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增强中介服务功能，逐步实现中介服务组织网络化，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及时发布成果信息，沟通成果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联系。对以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中介咨询服务机构，可按照非营利性机构对待和管理，促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加快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

    通过双方的沟通、交流，使研究者了解决策部门的需求，并据此开展研究；决策部门了解相关的研究成果，使决策更科学，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

(三)强化政策投入，形成长效机制

社会科学与教育科学成果的政策性转化，只靠科研群体和决策、管理群体的双方努力还不够，需要加强对政策投入问题的研究，优化制度设计，强化政策投入机制。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及教育科学成果往往具有“软”的特征，因而他们很难像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那样或是转化为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被社会承认，或是有一套逻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实。社会科学几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往往众说纷纭，难以很快形成一致共识而被搁置起来，要么由于它需要较长时间方能显示其作用而被埋没多年，即使是共识的研究成果在目前还没有健全的政策投入机制来保证能及时将他们它们投入决策系统中去。这样一来，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知识向决策层投入的机制，即使可以付诸实施的研究成果也找不到应用渠道，由此下去，便造成了具有双重负效应的后果：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实践并发挥效益，这反过来有压抑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研究者的职业挫折感，最终造成决策者对高质量科研成果需求与研究现状之间存在着愈来愈大的差距。

因此，有效地利用各种政策投入方式是强化政策投入机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政策投入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两大类。

1、直接投入

直接投入又包括良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培养精通政策科学的高素质专业人员，用以充实政府中枢系统和一般政策制定部门，担任关键职位，从而将其所掌握的各种相关知识包括研究成果用于政策制定，使科研成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产生社会效益，进而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力量；直接投入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和咨询活动，向各级政策制定者传授政策科学，介绍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让研究成果直接为各级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从而使研究成果应用的社会效益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2、间接投入

间接投入也主要包括两种投入方式。一种是通过一定的组织以政策建议的形式向政策制定系统提交相关的研究成果，供政策制定者选用；另一种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宣传研究成果，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而达到有效投入的目的。

注　　释

[1][10] 解延年：论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与对策，《教育改革》，1994(4)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页

[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页

[5]  参见周浩波：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

[6]  参见郭元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逻辑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一期

[7]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第160页

[8]  参见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04页

[9]  参见于中涛、肖德富：《社会科学成果的推广应用与转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18-123页；吴洁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1]  欧阳康、张明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2]  同上，第284页

[13] 《辞海》第125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14]  叶澜：思维在断裂处穿行——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寻找，《中国教育学刊》，2001(4)

[15]  参见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第316-317页

[16]  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页

[17]  参见孙显元：《科学与生产力》，第72页

[18][19]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5页

[20]  江泽民：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第5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1]  江泽民：充分发挥社联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见《学术月刊》1998(3)

参 考 文 献

1、葆奎主编，叶澜、施良方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

2、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版。

3、瞿葆奎主编：《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1978-1995)》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4、叶澜著：《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叶澜著：《教育研究及其方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6、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7、刘大椿：《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8、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9、王守恒主编：《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基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10、华国栋主编：《教育科研方法》，南京大学出版射，2000年7月1版。

11、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1版。

12、张民生、金宝成：《现代教师：走进教育科研》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13、郑金洲：《教育研究专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4、王乐夫编著：《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5、郑慧琦、胡兴宏主编：《学校教育科研指导》，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16、于中涛、肖德富：《社会科学成果的推广应用与转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17、金良浚主编：《研究开发管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18、欧阳康、张明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9、张民生主编：《上海普教科研的发展与管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20、周昌忠：《西方科学方法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Ⅲ)自然科学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2、欧阳康主编：《社会人文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朱志方：《社会决策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24、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5、[美]欧文斯著，窦卫霖、温建平、王越译：《教育组织行为学(第7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26、[美]威廉·维尔斯曼著、袁振国主译：《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27、[美]C·M·Charles著，张莉莉、张学文等译：《教育研究导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28、[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中文1版，科学出版社，1980。

29、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教育科研体制、规划与管理研究文献资料》，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