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2）班 陈焕桐
指导老师：方庄澈（潮州金山中学历史组）
提及中国的近代史，就避不开“李鸿章”这三个字。当西太后将数百万两的海军军费挪用于颐和园的建设工程的时候，当翁同和因其兄曾受曾国藩的上书严劾而迁怒于李鸿章，以财政困难为理由处处限制北洋海军经费支出，奏请海军停止购买船械都饿时候，当士兵在镇远，定远舰炮上张晒衣裤的时候，李鸿章独立经营的构想破灭了，而那个名为“日本”的小国却已经枕戈待旦，虎视眈眈这中国这块肥肉。
一方弱下去，另一方强大起来。
这便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背景。
想想，统治者昏庸腐败，小人落井下石，军纪散漫废弛，李鸿章何以依靠？中国焉能不败？
黑锅总得有人背。于是，时人和后人很多把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归咎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船”的懦弱。这种看法确实是高估了李鸿章。虽然有着一品大员的头衔，但他毕竟不是主角，而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诚然，他逃脱不聊干系，他对军队整治不力，不容置疑。还有，国人的命运交付于丁汝昌、刘步蟾等军事侏儒手中，确实是说不过去。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鸿章又一次成为人们破污水的对象，这似乎是历史的规则：黑锅总得有人背。
当俄国这头披着羊皮的狼用友善的外表掩饰了它向东方求取发展的野心，先在“三国于涉还辽”中“友善”地想中国伸出“援手”，引得清政府差点儿感激涕零，尊之为“再生父母”，后来又哄得李鸿章这位对“联俄抗倭”充满憧憬的谋略高深的政治家失去了防范之心，以至于在《中俄密约》这份中国的卖身契上签字，李鸿章的签字，也同时成为他政治生涯的一大败笔。他的糊涂，使他背上了又一口沉重的黑锅，压得他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他只不过是当时男群歌唱者——亲俄派中唱得最响亮的人。也许历史的规则就是这样：你唱得太大声了，当问题来了的时候，人们要杀鸡，杀的就是你这只最引人注目的鸡。
他懦弱过，但他也刚烈过。督越期间，恰逢“庚子国难”，李鸿章断然拒绝接受西太后仇外的乱命。他曾在一篇书信中义正言辞地将来为翁叔平作说客的袁世凯骂了个狗血淋头。他曾宁可冒着生命危险搭木板登上渡轮，也不愿再踏上那个曾经让他蒙羞耻辱让他的国家蒙受羞辱的日本帝国的领土。
他糊涂过，也清醒过。他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建立矿务局，水师学堂等几十项效法西洋的事业，在他手上萌生并蓬勃发展。正式因为他对清政府“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于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神经质的愚昧痛心疾首，才萌生了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他少年高科，初涉政坛，便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及平捻战事中立下赫赫功劳，创下了令洋人瞠目结舌的以三千淮军破十万太平军的神话。但他“德望不足以副其才华”。他阴险残暴，这在诛杀太平军降兵一事就可见一斑。他私心太重，滥用旧部，他不属于那种中国典型的文人，他是有血性的，他是政治家，军事家，也可以说他是激进派，当他难逃中国封建制度官僚主义性灵的枷锁。他是“屈辱家”，他藉以“扬名”的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以及《中俄密约》把他的名字和“屈辱”一词紧紧联系在一起。说他是“远东俾斯麦”确实言过其实；说李二先生是汉奸未免有失公正。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封建制度官僚主义与西方思潮碰击下的一个悲哀的产物。
参考资料：《李鸿章家书》、《李鸿章传》（庄练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