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靳家彦先生谈语文教育

天津市南开实验学校 李卫东

我跟随靳家彦先生学习语文教学艺术已经十余年了。在靳先生的家中，在外出讲学的间隙，我常常聆听到靳先生对语文和语文教育的感受。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让我受益无穷。

语文教育是靳先生一生的挚爱。对语文，对语文教育，对语文教师，靳先生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现以问答体选录靳先生的对我的一些教诲：

李卫东：您是怎么爱上语文的？又是怎么打下深厚的语文功底的？

靳先生：要说爱上语文，就跟家学渊源有关了。我的父亲是一名书法家。四岁时，父亲就教我读古诗文、习毛笔字。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家姐弟三人就已经坐在院子里朗朗读书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童年时就烂熟于胸。我的伯父饱读诗书又去德国、美国留学，家中有大量藏书。我没事就跑到伯父的书房里去看书，有时读得如醉如痴。《论语》《老子》《诗经》《左传》《三国志》等大量中国古典名著的阅读，为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语文功底。

读师范时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每天都吃不饱肚子。但我却把读书当作唯一的精神支柱，用读书来忘记饥饿。学校图书馆里有恨多藏书，我在三年时间里几乎读完了图书馆里有价值的藏书。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书都是在这段时间里读的。我认为，少年时代是人记忆的黄金时期，对读过的书记忆深刻，儿时读一些名著可以滋养人的一生。我现在拥有的文化素养，基本上得益于少年时代饥不择食般的苦读。

李卫东：您是怎么走上教师这一行的？

靳先生：记得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有一位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是从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的，叫张凤女。每个周末，她总是带我们到他家去排话剧，内容大多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故事。我很喜欢她，不知不觉地，就把她当作我的楷模了。

就在我三年级那年冬天，父亲病故了，我才9岁。母亲望着我们挨肩的姐弟三人，哭干了眼泪。就在我幼小的心比冰还冷的时候，张老师来到了我的家里。她对母亲说：“天无绝人之路。把三个孩子养大，让他们成才，我会尽最大力量帮助你们。”良言一句三冬暖，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落下来。从那以后，不论酷暑严寒，不管大事小情，她都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嘘寒问暖，经济上多次接济。记得那时家里太穷了，买不起雨伞和胶鞋，下雨天我就冒雨去上学。她看见我被大雨淋得湿透，心疼地把我领到办公室，拿出旧运动服给我换上，我立时就不冷了。她还从家里拿来伞和雨鞋送给我。从此，再遇到下雨天我就不挨雨淋了。就这样，直至我被保送上了天津一中，还在用那把伞。这种真挚的爱生之情，让我幼小的心灵许下一个愿；长大，做她那样的好老师！

小学毕业后，我被保送天津一中、天津师范学校、天津教育学院，就踏上了教书这一行。在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对穷学生格外厚爱，奉上一片真挚的师情。不图回报，不为什么，我知道穷人的孩子多需要关爱。

李卫东：在您的教师生涯中，对您的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靳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王企贤先生。三十多年前，正是“文革”那颠倒黑白的年代，一些丑类肆意诬蔑、陷害广大教师，一时间黑云压顶、是非混淆。正是在这令人迷茫的时刻，我的恩师——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王企贤先生来到天津，来到我的身边。他不但听了我的课，还欣然应允我拜师学艺。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位德高业精的师傅，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幸事。那时我每月工资37元，坐火车去北京请教，慢车票价2.4元，快车票价2.9元，一趟来回就是五六元，我拿不起，先生就负担我的车费，让我一两个月去北京一次。先生管吃管住，我跟他睡一张床。他给我细细地讲解中国的教育发展，从清末、民国、解放区、国统区，一直到“文革”，讲教学的发展，教材的变化。先生对我要求极为严格，从师德到教艺，从备课到上课，从读书到科研，从热爱学生到深入学生心灵，他都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就以钻研教材为例，他常以“一词未解烟受难，半句不通茶遭瘟”的苦学苦钻精神要求我做到：字求其训，句求其旨，言出有据，烂熟于胸。对学生的了解，他更强调不但要眼中有学生，还要做到心中有学生，更要做到心中有每一位学生。正是从先生那里，我懂得了：当一名语文教师，第一位的是学养，第二位的才是技术技巧。

记得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去北京他的家中请教教学问题，他深情地对我说起，他本是河北农村一名贫苦的农家子弟。1927年10月从保定第二师范毕业，只身到北京谋求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历尽人间沧桑，却坚守为师之道。恩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堪称教师楷模。从他做教师起，直至2003年以97岁高龄辞世，从事小学教育整整75年！仅此一点，足以让我高山仰止。

我从事小学语文教学40多年，担任校长十几年，先后在天津师大二附小、天津南开小学的教师、副校长、校长等岗位上工作，但始终没离开我钟爱的语文教学。在我做小学语文教师的过程中，有多次机会调到中学或其它行业去：南开中学、南开教育局以及一家报社都要过我，我从没动摇。有一次参加一个中学教师培训班，结业后所有人都分到了中学，只有我一人打报告，坚决要求回小学去。要说那时候小学跟中学比，不仅工资低，而且当时很重要的一项待遇“口粮标准”都要低一些。因为我认识到小学是小孩子打基础的阶段，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有重要影响。每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读书，我就感到活力焕发。即使后来我当了小学校长，仍然坚持上课、听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王企贤先生对我的影响。

李卫东：您是怎样理解小学语文教育的，您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哪些独到的见解？

靳先生：小学语文教育的本质是在儿童学习掌握语文的过程中造就素质全面发展的人，这也正符合素质教育的理念。我在“导读式教学”中提出了“语思统一，口书并重，内外相同，以读为本”的教学原则。“语思统一”是指把语言文字训练与思想品德教育统一起来，把语言文字训练与思维训练统一起来，在发展儿童语言的同时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和思维品质。语思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贯穿于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之中。“口书并重”是指学生的口头言语能力和书面言语能力协调发展、相应提高。“内外相通”是指把语文教育看作一个系统工程，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语文生活相互沟通、配合，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语文素养。“以读为本”是说要继承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坚持阅读教学活动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以读书为主的语文实践活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应体现“以情励学、以趣激学、调动参与、启迪创造、注重内化、求精求活”六个要素。

李卫东：您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靳先生：站在讲台上，我感受最深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在你的面前是50个鲜活的生命。哪怕他们只有六、七岁，哪怕他们还拖着鼻涕，哪怕他们字写得扭扭曲曲，哪怕他们考试只得了十来分，但作为人类的一代，他们像长江一样，从远古走来，又向未来奔去。在他们背后，是50万年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在他们前面，是无限广阔的未来社会。他们有着独特的不完全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儿童的世界。作为他们的教师，我们不能不时时警醒。我主张教师应该心里时时装着学生，装着学生每天的生活，他们什么时候喜，什么时候怒，什么时候恼，什么时候悲，什么时候得意忘形，什么时候厌烦，什么时候敢怒不敢言……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不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不像熟悉自己身体的每一部位那样熟悉我们的教育对象，我们怎么教育学生，怎么教好语文课？

我们过去教语文，常常从“术”的方面入手，怎么教字词句篇，怎么教语修逻文，心里想的是教学流程，先干什么，再干什么，后干什么。我觉得这样做就缺失了教学的灵气，教学的本真。我上课心里有路数，但全力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状态。学生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一仰一俯、一眨眼一皱眉，都是他们心声的反映。我就根据学生当时的状态因势利导，把孩子作为人的灵气、灵感向开掘金矿一样地把它开掘出来。这很难。因为我们是教师，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的素养。我们无法深入到学生的内部去改变他们，我们只有用语言来影响他们，用行动来熏陶他们，用活动来培养他们。这样，我们的语文课就会有一个大的甚至是质的改变。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李卫东：您是怎么看待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问题的？

靳先生：有的老师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理解为两个部分，课堂上前半部分解决工具性问题，后半部分解决人文性问题，这是错误的。打个比方，你伸出手来，这只手的手心和手背就代表工具性和人文性。只要是手，就有手心和手背。就像一张纸总有正面反面，哪怕把这张纸揭开，成了两张纸，它又有新的正面反面。这是什么意思？工具性和人文性不是两者的结合，也不是缝合，更不是捆绑，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是自然统一的，是无法分开的。

李卫东：您怎么看语文教学中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靳先生：上课之前，我也要备课，要做到对教学内容心中有数，要思考教学环节步骤，要对学生情况烂熟于胸。讲哪篇课文自己必须先背下来，备课就包括“背”课。到现在，小学语文一至六年级课本的所有课文我都能背下来，包括篇幅较长的契诃夫的《凡卡》、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学生背错了一个字，我都能听出来。但我上课时不会只想着我的教学设计，我上课时全力以赴对待的是学生情感的变化。比如，有一次课上，当一位女孩子说全班都排斥她，眼泪哗哗流下来的时候，我不是想我怎样教育她、引导她，而是想她为什么哭。我一边跟她交谈，一边脑子飞速地旋转：“我要不要将这个问题引向深入？”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全班对她的看法，所以我试探着一点一点靠近，“你问过同学吗？”“同学们听到她的心声了吗？”“她说得对吗？”引起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对她的看法，消除她的心理障碍和孤独感。我的语言也很调侃，当学生说同学们给她起外号是因为她胖、喜欢她时，我说：“心胸要宽广，做个阳光女孩。你们说我胖，胖又怎么了，你们还胖不了呢！”经过真诚对话，这个女孩卸下了“包袱”：“听了同学的话，我的心也快乐起来，不像以前那么孤单，被阴影笼罩了。现在，我的心里洒满了阳光！”这就不是预设出来的，而是师生共创、共享的一段独特的生命历程。

我上课除了必须要用的教具外，不带任何东西。这样做的好处是我没有“羁绊”，能够与学生心相印、情相通。小学课堂上涉及的那点知识并不高深，难的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知识让学生愉快地掌握。教师课前要做大量的工作，选择一条让学生学起来既有兴趣、掌握起来又牢靠的路。我决不会以教案为牵引我和学生的“蓝本”，唯一引导教学进程的是课堂上鲜活的生命。教师不是为了完成教案，教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服务，落脚点就在学生的发展上。我们是人，人和“物”的东西都要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

李卫东：您怎样看待作文教学和生活的关系？

靳先生：我想作文教学本身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异化。不是你课堂上教一套东西，生活上又是另一套东西。比如写书信，我们过去常常看见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写书信，而在生活中要是给亲友写一封信却写不成、寄不出、收不到。这样的课堂教学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我们要用新理念指导作文教学的改革。我曾经借班上五年级的书信写作课，内容是给学校提意见和建议。我先让学生调查、收集素材，与同学和教室后边听课的校长、教师广泛交谈，之后在班上汇报：自己认为学校那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满意，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并提出建议。30分钟学生写完后，我发给每位学生一个信封，指导学生书写信封。信封的邮政编码如何写，收信人的地址如何书写清楚，收信人的姓名、职务、关系等如何写得正确，寄信人的地址、邮编如何书写，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中非常需要的实际本领。写好后装上信，封上口，贴上邮票，寄出去，有收信人给本次作文打分：书信和信封格式正确、内容清楚的，给80分；如果提的意见学校采纳了，说明有创见，给100分；对学校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建议，再给20分的加分。后来学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学生寄出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这是语文教学还是学生生活？

李卫东：您觉得文化底蕴对一位语文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靳先生：教语文，学养是第一位的，技术是第二位的。教师要有文化，这个文化不是知识，不是学历，而是一种文化积淀。教师只从“术”的方面去研究教学，而不从“学”的方面去积淀自己，是舍本逐末。你要教学生读，你首先要会读、多读，有深刻的读书感悟；你要教学生写，你首先要爱写、能写，有独到的写作体验；你要教学生说，你首先要勤说、善说，有高超的口语表达才能；你要教学生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你首先要是一个大写的人。因为教语文说到底是教做人。语文课堂要充满文化气息，文而不野，雅而不俗，活而不乱，情趣盎然。语文课堂要有书卷气，要有翰墨香，因为语文教学，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浸润在文化积淀中的社会行为。

李卫东：在您心目中，一位好的语文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

靳先生：一笔好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腔与学生融为一体的热情，一颗真挚而善良的心。所有这些，才能构成一位语文教师的神韵。教师不是诗人，但要有诗人的气质；教师不是演员，但要有演员的才能；教师不是哲人，但要有哲人的思考；教师不是将军，但要有指挥千军的气概。语文教师尤其应当如此。

李卫东：您想对今天的青年教师说点什么？

靳先生：首先是要戒浮躁，把功夫用在实处，而不要做虚功。二是语文教师应该多读书，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