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滥用教师的牺牲精神

文/孙光友2019-03-15蒲公英评论

前不久，我校一位临近退休的女教师在儿子身患癌症面临手术期间，坚持和同事一起带领学生远赴福建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大赛。一路上，她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流不断。比赛虽然获得了最高奖项，为学校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但由此带来的争议，也引发了我对教师价值观的重新思考。

毫无疑问，全校教工都一致认为该教师的精神极其可嘉，但有的同事也觉得该教师的行为不可思议，不合情理，坦言自己做不到。我作为校长，当然充分肯定了该教师的感人事迹，并为她颁发了特别贡献奖。但我也在全校教工大会上明确表示，学校并不倡导这样的做法，更不会要求学校教师在这类特殊情况下，选择自我牺牲。

习惯上，人们总把教师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等同于牺牲精神。对教师的形象比喻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蜡烛”和“春蚕”，宣扬的都是在工作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价值观。通常情况下，领导们都会秉承这样的价值观，积极推介甘于奉献、勇于自我牺牲的教师典型，大力号召广大教师向他们学习。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做出这样的要求，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事实上却有滥用之嫌。

现实当中，教师的牺牲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安贫乐教。长期以来，在人们眼里，似乎“清水衙门”就应该是学校的代名词，“清贫”就应该是教师的职业标签。各级领导经常勉励教师的标准语言就是“安贫乐教”、“以苦为乐”，尤其是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领导们讲这样的话已成惯例。他们反复倡导的就是“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血，是奶”的孺子牛精神，崇尚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一句话就是，只讲牺牲，不求回报。过去整个国民的生活水准不高，教师听着这样的话还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激励作用。时过境迁，我们的国家已经迈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全民都在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新生活，这样的要求还有多少意义可言？难道教师的宿命就是甘于清贫？

二是带病坚持工作。小病不离讲台几乎是教师的一种工作常态，这里有教师精神境界很高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很多无奈。由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教师一旦在工作中缺位，教学就会被耽搁。为了尽量不影响学生的学习，很多教师哪怕是生病了，只要坚持得住，都会选择继续工作。由于小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最终酿成大病甚至失去生命的事例时有发生。如2018年12月4日，甘肃省永靖县塬中小学年仅42岁的女教师孔令芸，计划上完课后再去看病，结果就猝死课堂。

能够带病坚持工作的教师无疑很崇高，值得表扬，领导也不会怜惜这样的表扬。问题是，学生的学习固然重要，难道教师的生命就不重要？或者说教师的生命就不如学生的学习重要？

三是舍小家，顾大家。这也是领导们最喜欢讲的大道理。文章开头提到的我校那位女教师，就是舍小家，顾大家的典型。前几年，她父亲像个植物人一样卧病在床几年时间，她都从未耽误跟学生上课。其实，像她这样的教师并不鲜见，很多教师都是一心扑在别人的孩子身上，自己的孩子却疏于教育，家里的老人也疏于照管。无论家里的事情有多忙，有多重要，能够克服困难的，都会努力克服，教师因家庭原因请假的情况真是少见。是不是舍小家，顾大家，才是处理小家和大家矛盾的唯一正确方式？是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让小家的利益服从和服务于大家的利益？

奉献是一种爱，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一曲《爱的奉献》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但是，奉献并不完全等同于牺牲，奉献也不能总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

教师的工作关系主要是两种关系，一是与学生的关系，二是与学校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个人与他人在权利上应该是平等的。教师也是大写的一个“人”，是国家的公民，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享有作为“人”和国家公民同等的权利。教师跟其他所有人和公民的利益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学生的利益和权利并不存在高于教师的地方。

个人与集体在利益上应该是一致的。集体这个“大家”是众多个人的“小家”组成的，没有“小家”，何来“大家”？所以“小家”和“大家”的利益和权利本是一致的，也没有高下之分。牺牲“小家”，其实也是“牺牲”了“大家”。集体主义原则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性，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必然要求个人作出牺牲。这就说明，在学校大家庭的利益面前，教师的自我牺牲一定是有条件的。

如果教师对学生的奉献和对学校的奉献是以单方面的牺牲为代价，这无疑是不公平的。教师没有法定的义务和责任去做这种无条件的牺牲。对于教师出于主动的自我牺牲精神，上级自然不能无视，应该给予高度肯定和表彰。但是，我们也不能滥用教师的自我牺牲精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鼓励、劝导甚至要求教师做出这种自我牺牲。教师个人也要慎用牺牲精神。人民教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群体，不能让他们总是被一些过时的价值观所束缚，成为道德绑架的牺牲品。

（作者孙光友，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