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不能因“舆情治理”变为一地鸡毛

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等五部门共同发布《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明确了8种“校闹”行为，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说，“因为‘校闹’的存在，学校承担了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导致一些学校不敢正常开展体育教学、课外活动，不敢正常批评教育学生，干扰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影响了良好教育生态的形成，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来说，“校闹”确实已经成为不得不治理的严重干扰学校办学的大问题，而在高等教育领域，与基础教育“校闹”类似的，是有的不认真学习的大学生，在上课时或与教师的平时交流（主要通过群）中，找教师的“问题”，然后向校方举报，这令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选择上课时照本宣科，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不愿严格要求。

比如，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中旬，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遭学生举报，称他“四大发明不是实质创新”的说法错误。7月16日，校方发表声明，认定郑文锋有师德失范行为，并取消其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此事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舆论普遍认为，把学术观念之争混淆为师德问题，会让大学教师不敢再进行探讨式教学、交互式教学，而离开批判和质疑，也就不可能有创新。

基础教育的“校闹”与大学生的“举报”，发生机制是一样的。就是学校治理，没有坚持依法治教，并缺乏现代治理结构。拿“校闹”来说，是在校园安全事故发生时，教育部门、学校担心安全事故会影响当地教育声誉，而掩盖事故，不是有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这迫使有的家长只有选择闹，而当事情被闹大，引发舆情后，为息事宁人，就快速处理，即便学校和老师没有责任，也要追责。这就是不闹不赔，大闹大赔。久而久之，一出事故就闹，成为家长维权的基本方式。这是由“舆情治理”导致的问题，而之所以舆情会让地方教育部门、学校如此“重视”，是因为这会影响政绩与官位。这种处理，不是对办学负责，也非对师生负责，而是对利益负责。

把大学生的举报（包括网络发帖）也作为舆情，一旦教师上课、与学生交流引发舆情，大学校方会不论教师对错，都会处理教师，这也是“舆情治理”，虽然大学有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但是，这些机构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就学生的举报进行全面调查，并依据教育与学术原则，界定教师的责任。当举报教师就可以“治”教师时，那些因对教师严格要求不满的学生，就会把举报作为治教师的手段。毫无疑问，当大学师生关系，变异为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关系，是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教育部曾指出的大学教师“混教”、学生“混学”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学教师严格要求学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给自己“惹事”。

维护学校办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就必须依法治教，并推进学校的现代治理。尊师重教，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法律与制度加以落实与保障。我国一直把依法治教作为基本的发展教育战略，但是，不可否认，在具体办学中，有的地方依法治教让位于行政治校，如何处理校园安全事故，如何处理被举报的教师，要看行政领导的意见，这让法律明晰的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变得模糊，同时，难以在学校办学中实践教育家办学。去年颁布的《中gong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要支持教师和校长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营造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这需要认真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