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叫魂案扩大化
1786年9月7日这一天，乾隆终于说破了，在他给七省高官发出的文件中，终于明确地把剪辫妖术和削发令联系起来。皇帝现在把话挑明了，叫魂不仅是迷信，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谋反者制造这个谣言，是想让恐慌的群众自己剪掉辫子，主动站到清王朝的对立面来。
好几起叫魂案涉案人员，都被押到承德避暑山庄，由乾隆最信赖的军机大臣傅恒主持审讯。不过让乾隆不大满意的是，这些案件里没有一件，能够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一切和谋反有关。
皇帝如何收手：叫魂案的原告，由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如果他不松口，官员怎么敢懈怠，于是这个徒劳无功的过程还得继续。这时候，只有找一个合适的台阶，才能打破这个僵局。
1.停止清剿：转眼到了1768年的10月，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刑部尚书、也就是公检法机关的最高官员刘统勋，从北京来承德向乾隆汇报工作，之前他一直在北京处理叫魂案。刘统勋在上交给乾隆的报告里，罗列出每一桩案件的种种漏洞，他在承德呆了五天，每天都和乾隆一起办公。孔飞力猜想，刘统勋在那五天里，用高超的语言艺术说服了乾隆。在他随同乾隆回到北京的两天后，皇帝就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实质上皇帝已经让步，但明面上不能这样说。
2.查办官员：以失职为名，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前江苏巡抚、山西巡抚，以及一批级别更低的官员，都被降职革职。
3.处理嫌犯：判定萧山案中的和尚们的确是被蔡捕役诬陷，口供也是逼供的产物。和尚们终于得以遣送回原籍，无罪释放。但蔡捕役就摊上大事了，被判斩首，秋后处决。其他一些叫魂案，最后的处理也基本如此。
五、如何理解叫魂案
1.对民众来说，叫魂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权力狂欢。在叫魂案扩大化之后，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拥有了伤害别人的权力，看谁不顺眼，就去官府举报他，说他和叫魂案有关，那这个人就倒霉了。对身处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以往并不常见，一旦有机会借此打击自己的敌人，他们会很欢迎。即使没有特定的敌人，那么把帽子扣到和尚与乞丐头上，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是危险的外来的人，还常常和超自然世界来来往往，极有可能打破本地有序的生活。
2.对皇帝来说，叫魂案是他本人焦虑心理的一次集中爆发。1768年，他征讨缅甸的战争陷入困境，这时候，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事务上来，也许是恼怒和沮丧的一种发泄方式。更重要的是，政权被颠覆，满人被汉化，是长久以来乾隆的两大心病，叫魂案涉及辫子这个很敏感的象征，激化了他的担忧。加上乾隆一直对江南存有敌意，担心江南对官员人格的腐蚀。要整肃吏治，叫魂案是绝佳的机会。
3.被乾隆皇帝斥责为无能的官员，反而是乾隆时代的一种幸运。他们不像民众那样容易相信妖术的存在，也不像皇帝那样疑神疑鬼、精神紧张。作为官员，他们对待叫魂案，也许像对待其他事务一样，有点懒惰、有点敷衍、有点墨守成规，但对社会来说，这种陋习反而成了温和的缓冲层，客观上，他们限制了皇帝的权力，给狂热的社会情绪踩了一脚刹车。
4.孔飞力研究叫魂的初衷：在18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面前，中国有可能利用它复杂的社会理性和政治结构，自发的走向近代吗？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案是乾隆一朝的社会危机，它最初从一个小小的谣言变化而来，背后的根源，是清代中期人口暴涨带来的生存困境，人口暴涨、生产能力并未提高，全社会的生存压力陡增，不少人破产，流落四方，成了不安定的因素。这种生存压力，是农耕社会消化不了的。中国被推到了现代化的临界点上，要么改变既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要么固守传统，走上王朝衰亡的老路。
案件前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波澜不惊，民众平静下来，并未意识到社会危机的根源，他们对政治依然毫无贡献；皇帝平静下来，实现了他心中的某些政治目的，比如整肃吏治，比如威慑社会。官僚系统也平静了下来，暂时不必担心头上的顶戴不保了。最后大家各归各位，叫魂案的大恐慌总算结束了，但社会的根本问题还在那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