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双减”的主旨与边界
文/储朝晖2021-12-22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12月4日-12月5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举行第八届年会，主题为“中国教育大变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分论坛“双减”论坛上做出了题为《“双减”的主旨与边界》的演讲，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各位好，我讲的是更加跟实践结合的话题。
“双减”本身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可以回到大概70年前，我们就讲学生的课业负担重，怎么解决学生课业负担重的问题，中间经过了很多过程，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印象很深刻，在2008年做《规划纲要》就讨论高考的问题，当时制定了一个方案，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招考分离”。2014年的时候没有实现解决“一考定终身”这个目标，2018年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的时候，事实上想解决前面的问题。但后来的结果没有解决前面的问题，导致后面又有了新的问题，减负减不下来，又有《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但依然没有把我们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解决，然后就有了“双减”。
我的理解，“双减”本身的着眼点，官方文本讲得很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问题不是我们反复宣扬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定价高、退费难、卷钱跑路、盲目扩张等。而是绑架了学校、学生、家长，成为一个体系的问题。不是因为培训机构本身存在问题，我们要把它规范下来，而是由于校外培训机构客观上建立了另外一个体系，导致我们正常的、正规的学校教学没法进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减”本身是个阵地战。在这个阵地里谁占主要地位，谁能够在这里面发挥作用，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双减”意见》本身文本列出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学校的质量，这次把提高学校质量和规范校外培训作为两个方面同时提，这是跟2018年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文是一个明显的不同。这个明显不同显示出我们政策制定上有进步，能够从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个目标也明确地提到了要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这个主阵地，这里面用了两个关键词，第一是要“应教尽教”，这是相对于课程标准来说的，另外一个词是“学足学好”，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或者是确定的标准，学足学好应该根据学生的成长发展需要，不同的学生个性不一样，潜能不一样，成长的状态不一样，什么叫学足学好呢？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很难考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真正的“双减”是在现有阶段怎么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这才是关键的。
但是怎么解决学业负担呢？背后又涉及到不同的主体，政府、家长、学校、学生本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意见》也讲到，我们存在一些短视化问题、功利化问题，但短视化和功利化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外在的要求就不会短视化、功利化，短视化、功利化跟我们教育的评价和管理本身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就不只是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它深层次涉及到教育的管理、教育的评价、教育实践等多个方面。
“双减”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我们把作业压下来了，但是却不能够减轻负担。比方一个人一天搬十块砖，他的负担重了，搬一块砖的时候，负担就不重吗？搬一块砖的时候，我给你的要求很多，要求你七个人、八个人是不是达到某一个标准的要求了，这时候同样也有负担，现在每年参加高考的一千万人按照同一个标准要求，再少的内容负担也是重的，这是第一。第二是治理了校外培训机构，但是培训刚性需求尚在，消除不了培训，只能把现有的头部企业消除，但培训依然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第三，学校有了课后服务，但仍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我观察了北京的学校，要求学生一个小时做作业，另外一个小时学生参加活动。有的学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有的学生觉得这个活动跟我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熬时间，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统一的规定一个课后服务就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还是要依据具体的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来安排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们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难以提升，两个关键词，应教尽教，学足和学好。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就算应教尽教了呢？这个问题好解决，就按课程标准要求的内容，我多次提到一个建议，中考不要考，中考考什么？学生完成了国家规定课程标准的内容，你这个义务教育就完成了，就达到了要求，就合格了，就可以去上高中了。高中依据中学阶段的学业档案，高中录取就行了，这样负担就减轻了。但是另外一个词是“学足学好”，这是很难做评定的，没办法评定。各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前天刚刚公布了2020年教育经费的情况，现在这段时间我们出现了很多地方教师没有及时足额发工资的问题，我们《“双减”意见》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提升保障能力，问题是各个地方政府拿不出钱提升支撑保障能力。提升保障能力最关键的是教师，如果按照我们的“双减”延时服务，再加上我们要生三胎，要延长教师的产假，中小学教师80%是女性，综合一算，我们至少在现有教师编制基础上提高40%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个保守的算法。各个地方能拿出钱吗？拿不钱的话，很多的措施就得打折扣，这是一个更突出的问题，造成新的不公平。
“双减”措施可能会产生一些漂移。
死盯培训到极致：治标不治本，盯着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跟学生成长发展不是必然相关的问题，可能治标不治本，我们更应该盯着孩子是不是健康成长了，这是两个不同的目标。
学校回到主阵地：当有另外一个机构跟学校竞争的时候，学校才有可能不是主阵地。我们学校已经回到主阵地了，但我们要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为了一个难事，学校觉得很安全了，没有人跟我竞争了，我可以休息一会了，这就不能提高教育质量。
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优质、高效的教育供给减少，因为我既做调查，也做历史，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教育资源，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这两方面会出现严重不足，因为这种事在一九五几年就发生了，而且非常严重。现在如果是供给不足，你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发生，因为家长的需求、学生的需求，这个焦虑不但没有减轻，还会加深，还会有增强。
再一个是有些地方已经采取了这个办法，降低考试难度。降低考试难度能不能解决问题？多年前苟仲文书记就干这个事，要求降低考试的难度系数，我明确跟他讲，考试难度系数不能够由行政来决定，北京市用了一段时间，考试难度系数降低了，但后来这几年又提升了，因为这种考试是专业的，要把行政要求跟专业的要求的责任与权边界分清楚，要有一定的边界，如果没有边界可能就乱套了，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双减”漂移的可能原因：“1+N”政策制订体系：“1”已确定，“N”指的是落实过程中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对一些工作要求进行细化。“N”可能越界、漂移。
我们政策执行采取的是多部门治理，多部门治理有优势，优势是能够形成合力，克服教育部门执法难题，但很难做到专业、精准；难以共同走到最终目标，存在较大风险。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学校、教师自主性与执行政策失衡。
减负使得我们学校、教师的自主性大大降低，从属性增强，依从度提高，外在约束增加，积极性与效能下滑。我们的师生在减负中是被动的，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最终搞得大家都不自主。自主负担最轻，减负需要同时减轻师生的负担，而不只是减轻学生负担。都不自主的结果是让负担变得越来越重，效能还不能提升。相当于国际其他国家来说，我们学习的难度不是最高的，但我们的学习时长是最长的，为什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由于师生不自主。
延时服务与内容、承受力的平衡。不简单是时间加长，还涉及到内容增加，安全责任加大，师资不足，师生疲劳增强，心理问题发生率增高，倦怠增强，效率下滑，是否能够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应该根据学生年龄特征与需求，家长的需求，确保在学校有能力、有成效的领域，不能一刀切，现在各个地方有一刀切的问题。这几天有老师跟我说，农村学校5点半天已经黑了，没有延时的时候放学天还是亮，孩子可以自己回家；到5点半天就黑了，家长就必须接。
学校本身未来有可能形成一个分化，更高的自主才能获得更高效能，更高效能才能获得更大自主。这个分化是一部分本来绩效就比较好的，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大的自主性，他能够做得更好。另外一部分，本来绩效就不好的，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被动，最后导致分化，有一些学校越来越自主就变得越来越好，；有一些学校越来越被动，就变得效能越来越低，最后“双减”导致学校进一步两极分化。
谢谢各位倾听。
作者简介：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院，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学精神与现代大学制度、教育家与教育社团、幼儿教育政策等领域研究。曾任《陶行知全集》（川教版）专职编辑、编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总体战略、体制改革、学前教育等专题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成就展教育专题文字组长。发表论文200余篇，评论300余篇；出版专著：《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幼儿教育忧思与行动》《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获第五届教育成果三等奖、入选国家社科外译项目）《中国教育六十年纪事与启思》（获第一届山西出版优秀图书奖）《以人为本的教育转型》（签约外译）等20余本计500万字。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14册及《中国现代教育社团史》丛书30册（分别获2012年度、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