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招辉（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校长）：我深知教育和学校办学问题的复杂性，曾经想过放弃艰难的坚持，不好玩就躲得远远的，又如何？不过，也许是还有期待，也许是没有勇气，也许根本不适合做别的事情，终于还是留在这里。当校长，很多事情你不一定改变得了，但你可以认真做事，积极影响一些人和事情，然后交给时间，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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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我的人生道路几乎没有自主选择过，所以注定平凡；因为贪恋生活的有序安逸，无心抗争却又偶感不满，所以也会无奈。我们知道，并非凡事都力所能及，如果无法改变人或事，而我们又总在无奈的焦虑和焦虑的挣扎中迷失自己，耗费生命，耽误了很多本该做的更重要的事情，也许会发现这辈子注定会丧失幸福的能力。

被选择

我打小就觉得自己不是块当教师的料，也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初三那年，父亲劝我放弃读普高的念头，从了师范，理由很简单，转居民户口，早早拿工资，摆脱当农民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教书的始终吃不了大亏，吃不饱也饿不死，安安稳稳过日子。这种选择，明显地带有祖辈和父辈生活经历的印记——祖父因为从政而经历了“文革”的痛苦煎熬，父亲在饥荒和动乱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们深知什么叫安逸稳妥，什么叫惶恐匮乏。而且我隐约感觉到，曾经当了十年民办教师的父亲对教师这个职业有着某种情结。就这样，14岁的我被父亲牵着手走进师范学校那扇破旧的木门，我开始了与教育有关的人生之路。

刚经过“文革”的社会失序，各行各业专业人才极其匮乏。我读师范的时候，尽管改革开放已有十年，但基础教育入学率迅速提高，造成中小学师资奇缺，特别在农村学校，大多数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就匆匆上岗，教育质量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中等师范教育就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向社会输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的教师而设立，所以课程安排侧重教材教法、教学基本功等技能训练，对专业理论素养的要求并不高。像我这样的小毛孩，在三年时间里玩生活也玩学习，玩着玩着就毕业了，匆匆忙忙地还没做好当教师的充分准备就被赶上讲台。

懵懂

毕业参加工作，我17岁，学生也有十二三岁的，一个大孩子领着一群小孩子玩教和学的游戏，尽管没给学生带来什么宝贵的财富，但总归也没折腾那帮孩子。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教书无非就是别折腾人，让孩子该做什么的时候做什么去，该怎么长大的时候帮助他们长大，而不是压抑或揠苗助长罢了。

回想自己十几年的求学生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位代课老师，姓吴，黝黑结实。我刚从农村学校随父亲工作转到县城学校，年龄偏小，个子更偏小，挺有自卑感的，有一次看图写话单元练习，吴老师把我写的作文贴到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去了——我估计那时候她也并不是刻意想让我怎样来着，可我一下子有了自信，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就是一个老师觉得该做什么的时候去做了什么，而每一次这样的行为都可能给学生带来很重要的东西，课本上不会给他的体验。我想，人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积累和体验中成长起来的吧。

就这样玩了两年，还没弄明白什么叫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就被转科教了美术。那时候教美术，还要承担学校的平面宣传工作，用电热丝烫泡沫字，用磨细的锯条在吹塑板上戳图案，在墙头上写宣传标语、画画等等，工作量很大，常常因为赶着一些活动要忙活大半夜，也没补贴之类的东西。说真的，还真没有抱怨过，可能觉得这是本分，该做的总归要把它做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可也许是我这种“傻”劲儿把杨志清校长感动了，他把我推上了教科室主任的岗位，那年我23岁。令人痛心的是，5年以后这位正当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校长却因病与世长辞，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与走进自己生命里的另一个生命的诀别。

蜕变

从美术老师到教科室主任，这个跨度不只是岗位和职务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的大转弯。

那时候，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于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从民间汲取办学经费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福利成了学校的主要追求，因此学校的发展是外向型的，“经营”优先于教育本身，学校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提升办学竞争力，以此来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包括与捐资相挂钩的生源。学校办学自主空间大，竞争也异常激烈。刚刚兴起的教科研从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学校的这方面需求，于是各种教科研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刚开始，大家基础都薄，对科研还很陌生，尽管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合作，但还不能很好地消化一些理论的东西。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不是很硬朗，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不行，乳臭未干，啥也不懂。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我硬是把事情扛起来了，很谦卑地跟高校的专家、教科所领导学习，自己看一些基本理论的书，揣摩一些实务性技术，自己做课题写论文，组社团搞笔会，一边还帮别人做。

两年以后，学校的一个省级规划课题结题，没有太多学术支持，就凭自己的理解和平时的积累，我用一个来月时间啃了一大摞教育书籍，再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写报告。在结题鉴定的前三天，干脆把毛巾、牙刷、毯子放到办公室，困了靠在桌子上小憩一会儿，刚迷糊过去就被撕心裂肺的闹铃惊醒，一擦眼睛继续伏案工作。估摸着三天也就睡了三四个小时，硬是整出一份近两万字的结题报告，居然还“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后来县教科所聘两个兼职教科员，我也算了一个，跟着专家东跑西跑，学了些皮毛，也完成了一次专业素养的提升。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劝青年教师要做些研究，可以让人学会系统看问题，深度想问题，严谨做事情。

彷徨与回归

在副校长这个岗位上可谓是成长经历中的一个很大考验，你要适应所谓的“校级领导”和“可有可无”的角色转换，有你什么事就得干点什么事，没你什么事也要学会“在停滞中积极思考”。

担任副校长的那几年，我是属于不长进的人，几乎全然迷失了自己，前面一团迷雾，陷入了人生中一个低谷。中途一度想着逃离，假期里怀揣几万块钱出去跑生意，对社会和商界的复杂有了小小见识，也感慨自己书生意气、自命清高，不大适合在那个场子混下去，刚好女儿出生没多久，想想都当爹的人了，也折腾不起，几块钱花光就灰溜溜先回来了，筹谋着伺机再动。

之后家庭的一次变故彻底把我扔回到原来的轨迹中去。还属壮年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睡着睡着就去了，没留下半句话，把家庭的重担压给了我。这时候我才没有了杂念，接了母亲过来住，也就安心上班了。父亲的去世，给我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就是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善良朴实、与世无争也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参照和理解教育问题的基础。还有就是，我一直觉得冥冥中父亲为我做了第二次选择，用生命告诫我继续走该走的路，不可造次。

无路可退

就这样低落消沉了几年，一次局里组织骨干出去挂职培训，报名去了，回来写了点东西，好像编在集子里被人看到了，原先也不认识我的教育局长帮我选了一条当校长的路。

在校长这个岗位上我有了不同的体验——你对办学和教育所做的每一个思考、每一次实践，背后都是更多的一张张稚嫩的脸孔和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无形中会有更强烈的使命感。

刚开始当校长的时候，总会有些急功近利，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点我也不例外。开始在一所城郊结合部学校当校长，所想所做的，“学校”会优先于“人”，“发展”会优先于“教育”本身，“看得见”的东西会优先于“看不见”的东西，也热衷于建设施、搞活动、做包装、搞宣传。

那时候财政教育投入不足，很多建设项目的专项资金远远不够实际需求，只能到处寻求帮助。我说服镇里领导，让他们出面帮忙集资，把施教区里几个村的书记、主任都请过来开新春团拜会，然后一个村一个村做工作，硬是凑了十几万，加上专项的配套资金，建了塑胶跑道和文化公园，还在全县首推学校文化识别系统的策划，见效确实也快，没两年就把学校弄得漂漂亮亮，我也从诸多赞许中满足了虚荣。

可后来发现，走着走着把人走丢了，组织文化建设有欠缺，系统要素不协调，课程结构不匹配，就导致了热闹之后的空虚感，整体推进很乏力。

那时候朱永新先生的新教育实验刚刚落户苍南，我就带着同事推进一些实验项目，全力打造书香校园，常态化开展校园“四节”活动，借助这些项目撬动学校的整体优化和品位提升。当时那个学校近7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跟着父母辗转流离，生活条件不好，家庭教育背景不乐观。当看到他们在塑胶跑道建成开放那天兴奋地涌向操场，在操场上、草地上打滚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春天送你一首诗”的舞台上用稚嫩的声音齐诵《向着明亮那方》的时候，看到他们坐在整洁明亮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精美的课外读物的时候，我会感动，会满足。

正打算找新的切入点给学校内涵做些提升的时候，一个电话将我的工作和生活格局再次打破。那天午饭后在清理阳台的鱼池，分管人事副局长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去谈话，我放下手中的活匆忙赶去，他一脸严肃地说：“今天上午局党委会讨论决定调任你去实验一小当校长，下午就去报到。”就这样，我完成了人们眼中的“三级跳”，来到了县城这所规模大、层次高、办学基础厚实的学校。

且行且思

在我担任实验一小校长的几年，是社会对教育需求更加多元化、对优质教育需求更加强烈的几年。有一种很揪心的现象，大家都在批评教育，从外到内，自上而下，对学校的指责总是不绝于耳，教师职业也饱受诟病，甚至连“校长”这一称谓也成了人们调侃的对象。体制外如此，体制内的人——包括教育官员、学校老师——明里吃着教育的饭，做着教育的事，暗里放下筷子也骂娘。教育有病，谁都知道，但是谁都无奈？为什么？钱理群先生说，教育的问题在于教育之外。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真正生病的不是教育，教育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症状而已？比如体制问题，当把教育体制纳入到官僚体制中去以后，教育就有了两个代名词：“政绩工程”、“权力寻租”。就学校教育而言，我们关注“学校”这个躯壳更甚于关注“教育”这个灵魂。再比如教育的社会需求问题。尽管老百姓对教育需求的层次不尽相同，不可否认的是，多数人希望通过优质教育给孩子今后带来更多的生存资本，于是通过“考试”早早教会孩子如何去抢夺稀缺的社会资源，然后怎样体面地活着。所有这些，恰恰是教育内的人无法改变的。学校教育其实很尴尬很为难，在社会认识偏差、体制局限、投入不足、需求畸形的情况下干一些补偿性的事，也一直在做左右逢源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平衡政府、社会和个体发展的不同需求。

我们也知道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什么，知道如果作为独立教育人应该做什么，可作为社会的学校、政府的学校和人的学校，我们不能完全依附于某一个教育观点、思想流派和某种单一需求，我们要左右逢源，要做平衡，我们要夹缝里求生存。而左右逢源其实风险很大，做得好各不得罪、相安无事，做不好各不讨好、千夫所指。作为教育人，我必须要面对如此的困顿与纠结，这是其一。

其二，“实验学校”是在“效率优先”的政策选择下的历史产物，作为优质学校，一直以来得到政策的照顾、社会的青睐，但是这几年，历史的天平开始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倾斜，在教育均衡化的背景下，很多政策性的优质资源慢慢丧失，实验学校面临政策调整和观念改变后适应性的巨大挑战，淤积的问题也日益显露。我所在的学校虽然办学起点比较高，但也面临办学规模过大、班额超标、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如果不能推进一些基于问题的研究和变革，时间长了，很多优势项目就会慢慢丧失优势，将自己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新社会背景下如何调整自己，继续发挥办学优势，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摆在校长面前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

怎么办？我清醒地认识到“实验学校”也不再是依靠政策优势生存的“豪华学校”，也不应该是将教育资源向某一两个方面过度倾斜的“品牌学校”，更不应该是仅仅依靠学生的成绩和成就生存的“重点学校”，而是能适应办学环境的变化，看到不同办学阶段中的各种问题，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反思自己、调整自己、发展自己，并将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技术手段与人分享，承担起用解剖自己来研究教育问题的社会责任的“研究型学校”。在新形势下学校办学必须真正指向内涵发展方能避开诸多诟病。

经过反复琢磨和酝酿，我们决定用三个策略推动学校发展。一是“课程入手、撬动结构”，在现有条件下整合资源，把课程分为“学科课程、阅读课程、体验课程”三大板块进行重构，并进行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架构重建；二是“小口切入、步步为营”，不管是哪个板块的课程建设，坚持“观念——技术——制度”的推进策略，让大部分教师接受观念，少部分教师摸索技术，最后从制度上保障推广；三是“外围突入、指向课堂”，从风险小、见效快的阅读课程入手树立教师课程意识，以体验课程的实施渗透儿童中心的课堂教学理念，最后以作业优化为抓手改变课堂。几年下来，基本上还算耐得住性子、沉得住气，尽管过程推进有些缓慢，可还算看到了一些成效。

学会从容

我深知教育和学校办学问题的复杂性，曾经想过放弃艰难的坚持，不好玩就躲得远远的，又如何？不过，也许是还有期待，也许是没有勇气，也许根本不适合做别的事情，终于还是留在这里。当校长，很多事情你不一定改变得了，但你可以认真做事，积极影响一些人和事情，然后就是交给时间，等待。有一段箴言这么说：“祈求上帝给我平静的心，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给我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并赐予我分辨两者的智慧”。当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时，也无需逃避，只能一路走下去，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头脑，修炼内心的强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点事情。

人生如此，教育也该如此罢。

文章来源：温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