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教育也有教条主义。

过去的教条主义是教师包打天下，认为一切真理和知识来自于教师，所以，教师要扮演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所以，教师就是滔滔不绝的那位，这是挨批的教师中心论；而现在新的教条主义是学生包打天下，一切真理和知识都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发现，教师应该置身其外，让学习以小组合作或者学生讨论的方式来进行，教师不能是权威和领袖，教师顶多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对话者，这是被赞赏的学生中心论。

中国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但在教育圈却有形而上学的现象。一些学校的改革相当的机械和教条，规定老师不能在课堂多讲，讲多了扣工资；另一些不改革的学校，毫不犹豫坚持填鸭式满堂灌，直到学生厌学。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把学生成长的路径单一化了，忽略了人的复杂和学科内容差异。事实上，一方面，学生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易变的，学生有时需要老师多讲，有时需要老师少讲或不讲，有时需要独立思考，有时需要合作学习；另一方面，学科内容的差异导致，有些学科应该少讲，有些学科可以多讲，而在同一学科内，有些单元应该少讲，有些单元应该多讲，而在同一单元内，对有些学生可以多讲，对有些学生可以少讲、甚至不讲。教师的专业素养体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细致甄别，从而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实现效果的最大化。

作为一个文科老师，容易犯的毛病是，把文科的教学方法普适化。的确，文科有大量的内容适合讨论与合作学习，譬如，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理解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内心世界等等，这时，老师应该是配角或者导演，学生是真正的主角。这一文科场景不见得适合理科，但文科老师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放大了这一场景。

文科老师的独特优势是写作，他们掌握了基础教育圈的话语权，大部分的教育教学文章出自文科老师之手，于是，文科课堂里面学生中心的情形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仿佛，这才是最佳教学方式，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教学方式。“学生中心”俨然成为了政治正确的话语。

这就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有些学科在有些时候就得以教师为中心，就得多讲，讲，是最有效率的教学方式。

2013年开始，十一学校枣林村书院开设了高中拔尖学生的数学课程“数学实分析”，这门课是大学数学系的专业课，怎么上这门课呢？一个字，讲。本来书院是以讨论和辩论为特色的，但我在征求学生和教授的意见时，他们不假思索的否定了合作学习加讨论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所学内容多难度大，数学是吃青春饭的，学生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就掌握足够多的基础知识，比如、微积分、数学分析等高等数学的内容，这些基础知识并非简单容易的代名词。在这个阶段，老师讲授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即便老师起了主导作用，由于知识太深内容太多，还是有很多学生跟不上。一开始，我们有15个优秀学生选这门课，到最后只剩下5个学生能够坚持下来，这5个学生中有3人获得了“丘成桐数学奖”。如果用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恐怕早就全军覆没，至少不可能按时完成任务，而超前学习对数学人才的培养来说至关重要。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们，大多是因为在30岁左右做出的成绩，譬如华裔数学家丘成桐、陶哲轩。

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案例，下面再来说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2014年底，枣林村书院根据3个学生的请求，又新开了一门课程“量子物理”。由于这3个学生基础知识相当全面、扎实，加上学习时间充裕，因为他们已被保送北京大学，不用参加高考，有大把的时间。所以，这门课跟数学课的上法不一样，跟学生和老师商量的结果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以学生自学为主，教授一个星期跟他们碰一次头，进行答疑和讨论，当然，老师一定的讲解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进展神速，据老师反映，三个学生的物理水平已接近一流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的水平。

从课堂形态来看，表面上一个以教为中心，另一个以学为中心，其实，彼此互不否定，都是适合各自学生当时学习状况的最优方案，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案例都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课堂地位的强弱，不应该由教育理论和理念来决定，更不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来硬性规定，而应该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由作为专业人士的教师依据自己对本专业的了解和对学情的分析来决定。这样一来，对教师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然的话，混日子的教师掌握了课堂主导权，可能窒息学生的智力活动，还不如把主导权还给学生。

的确，目前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不是老师讲得少的问题，而是老师讲得多的问题，非常有必要推翻教师霸权，不过，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反省和纠正时，我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讲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我看来，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应该能屈能伸，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需要时可以是激情的演说家，也可以是默默无语的观众，必要时可以走到台前，也可以隐于幕后，一切以为学生提供最恰当的教育服务为中心。

兵无常形，教无常态，因时而化，顺势而为，忘掉所有的教育理论，去掉所有的条条框框，从有招到无招，从按部就班精雕细刻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一句话，大道至简，这是我所追求的教师境界。